《管理世界》|| 田鸽、张勋：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
2022-05-08
以下文章来源于管理世界杂志 ，作者田鸽、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
张勋（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摘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以“宽带中国”政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将其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借助于双重差分法，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非农就业。本文接着从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涵（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出发探讨了数字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互联网（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向低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工业互联网（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高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能够依据劳动力技能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这些发现均证实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关键词：数字经济 非农就业 社会分工 消费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
随着高投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悄然发生了转变，进入了“新基建”时代，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逐渐凸显，尤其是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以及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的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下依然保持了9.7%的高速增长，增速为同期GDP名义增速的3.2倍多，对GDP的贡献仍达到38.6%。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进行了详细部署。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无论是衣食、出行、教育、就医等消费行为还是智能制造、远程服务等生产行为，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经济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这就要求科学衡量并评价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为制定政策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展开了对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结构逐渐向非农转型，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以此探讨数字经济在促进城镇化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作用。此外，作为一种技术进步，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非农就业的过程中，可能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从事不同类型的非农工作具有异质性影响。因此，通过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促进非农就业的技能异质性，我们还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数字经济在推动社会分工方面的作用。
本文将“宽带中国”政策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借助于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并通过遗漏变量分析、平行趋势检验以及工具变量法等内生性分析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具体地，本文通过区分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涵（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以及劳动力的技能类型，探讨了数字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互联网（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向低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工业互联网（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高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能够依据劳动力技能类型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
主要结论：本文证实了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非农就业，尤其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流动，因而有助于从农村劳动力职业转移的角度加快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为进一步实现在居住地、收入、心理、身份等方面实现城镇化奠定基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通过详细区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类型以及数字经济的不同内涵，我们发现数字经济在促进非农就业的过程中促进了有效社会分工的形成：数字技术在数据开发层和产品设计层的应用所形成的工业互联网（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高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例如智能制造等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增加了对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和自动化生产线研发工程师等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其从事对技能水平要求较高的数字经济相关工作。数字技术在产品使用层的应用所带来的消费互联网（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向低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消费互联网形式增加了对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其从事对技能水平要求较低的数字经济相关工作。因此，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社会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使不同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得以从事与自身技能水平相匹配的非农工作，促进了有效的社会分工的形成，有助于实现“人尽其能”，使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均得到有效利用。
这一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数字经济在促进非农就业数量增加的同时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帕累托最优，提高非农就业质量。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促进形成有效社会分工的作用有助于缩小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以及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如果数字经济仅仅只是促进了原本就具有更高收入的高技能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由于非农工作相较于农业工作能带来更多收入，那么我们所发现的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将会产生马太效应，虽然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却拉大了收入差距，这将制约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力。本文却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依据劳动力的技能类型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即既遵循了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规律，体现了数字经济对效率的促进作用，又能够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与其技能水平相契合的数字化非农就业机会，体现了数字经济对公平的促进作用。因此，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兼顾了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就业机会差异，有利于城镇化建设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在平衡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效率提升。
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非农就业，进而带来经济结构转型，因此需要大力推进；第二，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向低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因此需要提高数字经济支持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环节，如交易、支付和结算的效率和安全性，以更好地推动低技能劳动力的非农转型；第三，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工业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高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生产效率，以更好地推动高技能劳动力的非农转型。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主题方面，通过考察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尤其是数字经济的不同内涵对不同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异质性作用，本文发现了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依据劳动力技能水平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既补充了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又深化了有关技术与社会分工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第二，方法方面，由于双重差分法在因果识别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本文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形成的外生冲击，有效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农就业的因果效应；第三，在政策价值方面，本文通过分析数字经济促进非农就业的机制，可以为决策界提供更加明确的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政策建议。当然，数字经济的内涵仍在不断丰富中，未来我们需持续追踪数字经济不断丰富的内涵，对数字经济展开更加动态化、系统化的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我们已经极大地置身于数字所构造的生态系统中，国家政策层面也对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有力支持。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字经济仍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那么数字经济能否加快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最终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对不同类型群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一主题引发了我们深刻的思考。由于深知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尽管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们都很好地克服了，在此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编辑部老师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使我们对于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的作用的认识得以不断加深，促进了这篇文章成功见刊。当然，还要感谢我们所生活着的、上演了许许多多经济奇迹、经历着巨大变革的大时代，感谢时代为科研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素材和自然实验场景，我们应珍惜这样的时代机遇，不断做出更多有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研究。
田鸽、张勋：《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第7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