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金融评论》2021年第6期）

绝对贫困的归零并不意味着反贫困事业的终结，相对贫困和脆弱性问题依然将长期存在，需要探寻减贫的长效机制。

信息技术变革推动了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于更深入研究。本文依据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消费数据，选用国际贫困标准和29%、50%的脆弱线度量整体的家庭贫困脆弱性，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家庭低、高脆弱性的异质作用，出于稳健性考虑，也以贫困发生率作为脆弱线进一步分析。

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助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并且细分后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指数也具有同样特征。

在影响渠道上，本文主要从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提高金融素养和强化信任机制三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收入是家庭抵御风险、防止返贫的基础，数字金融促进收入包容性增长的效应也在较多文献中得到论证，而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理论认为，“增收”并不一定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减贫，贫困更应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贫困人口在资源获取上处于机会与能力的劣势。贫困脆弱性既源于家庭的内生因素，也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一是边缘户或不稳定脱贫户的内在发展条件不充分，金融素养与理财意识落后，容易受意外风险冲击而无法平滑损失；二是家庭脱离绝对贫困后仍处于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状态，社会信任感的缺失使其难以构建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导致家庭返贫的可能性较高。

本文再次验证了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作用，也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收入结构的影响，即扩大非农就业的渠道，提高非农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在此基础上，从以上三个渠道解释其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作用，增强家庭应对贫困风险的可行能力。

研究还发现，家庭所处地区的发展水平、家庭的物质资本禀赋和老年人口占比的差异，会制约数字金降低贫困脆弱性效用的发挥。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低贫困脆弱性家庭的作用明显要优于高贫困脆弱性的家庭，这反映出居民在使用外部的新型金融工具来服务家庭时，也需要提升自身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家庭所在地区更需进一步发展经济金融与互联网生态，弥合数字鸿沟，为数字金融的深度应用奠定基础。

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数字金融的发展效应以及减贫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其中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是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二是加强利用数字金融进行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与监管力度；三是关注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数字劣势问题，增加居民共享数字红利的机会；四是继续多维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使数字金融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为提高脱贫质量提供条件。

撰稿人：张海洋  韩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