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年会数字金融专题研讨会嘉宾观点
发布时间：2026-10-28
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跨境金融的运行方式。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与代币化存款的应用逐步展开，成为新型跨境支付的技术载体，但市场需求和政策取向的差异，使相关探索走向分化的技术路线与制度安排。由此，协调技术标准与监管规则、推动不同支付体系实现相互兼容，成为创新从试验走向广泛应用的重要前提；支付效率的提升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货币国际使用、技术变革又将如何重塑金融中心的功能，则是更具结构性的议题。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依托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优势，为探索区域支付互联提供了支点。不同支付体系如何实现互联、数字金融创新如何兼顾效率与安全、如何发挥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作用，成为数字金融发展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10月21日13时至15时，2026外滩年会数字金融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外滩大厦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朱海斌，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何东，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丹尼斯·韦瑟斯通高级研究员Martin CHORZEMPA，聚焦“跨境互联——数字支付互操作性、区域枢纽与香港角色”展开讨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艳主持研讨会。
金融制裁正在改变各国对支付体系的选择。黄益平指出，过去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在全球金融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明显上升，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随之增强。当美元和支付体系被武器化时，受到制裁的国家或地区便有了寻找替代支付渠道、扩大本币使用的动力。他预计，美元主导的总体格局仍可能延续，但人民币、欧元等货币有望发挥更大作用。何东同时提醒，地缘政治分歧可能会使各国支付网络相互分割，阻碍新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应用。
新支付渠道能否改善跨境交易，关键还要看资金如何到达最终收款人。何东指出，亚太地区零售支付互联进展较快，大额支付却常常卡在到账的“最后一公里”：资金从收款银行转入客户账户仍需时间；跨境交易还须核实收付款人身份和资金用途。稳定币则面临兑换成本问题。Martin CHORZEMPA提醒，付款人买入稳定币、收款人再换回本币，都要付出成本。评价支付效率，需要考察从付款到收款的完整过程。
扩大新工具的使用，同样需要解决推广难题。何东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在安全与合规方面具有优势，私人机构更善于拓展用户和商户，货币发行与支付网络建设可以探索更多合作。黄益平提出，可尝试将移动支付账户代币化（tokenization），让已有移动支付创新基础的全球南方国家获得更多参与机会。Martin CHORZEMPA则更看好代币化存款（tokenized deposits），认为各地希望在维持银行融资功能的同时，利用新技术连接银行与现有支付设施。
香港正在通过多种试验探索这些新工具的应用。朱海斌介绍，金管局同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代币化，提供安全的央行货币用于结算，并推动相关平台相互连接。为了在扩大应用时控制风险，香港先通过沙盒检验方案，再逐步推广，对同类活动、同类风险采用同等监管，并在设计之初考虑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切实体现了金管局所强调的“负责任的创新”。
支付提速本身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朱海斌指出，转账越快，诈骗资金转移也可能越快，香港正探索以人工智能识别和应对相关风险。Martin CHORZEMPA进一步提醒，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可能使网络攻击更加频繁，当账户被盗后，如果资金立即完成转移，用户就可能失去阻止损失的机会。适度延缓结算，能够为发现异常和拦截欺诈留出时间。
以下翻译整理自本场专题研讨会，略有删减，仅供参考。
沈艳：各位嘉宾、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今天关于跨境金融互联的讨论。我是北京大学的沈艳，很荣幸主持本场研讨会。今天参加讨论的有黄益平教授、朱海斌先生、何东先生和Martin CHORZEMPA先生。
当前，货币领域出现了许多创新，包括代币化存款、央行数字货币和稳定币。这些创新各有什么特点，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它们与人工智能将怎样影响金融？不同体系之间如何协调运行？这些变化又会怎样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和货币的使用？下面先请各位嘉宾介绍自己的看法。
黄益平：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我想先分享一些对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观察。
在今年6月三十人集团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全球经济金融网络中心地位的变化。从2001年至今，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在全球金融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明显上升，中国在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也明显上升。相比之下，欧元区和中国在金融网络中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日本在金融网络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则有所下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趋势可能已经遇到拐点，未来的格局可能趋于多元。在相关讨论中，有学者指出，美国在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上升，增强了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增加了将这一地位用于制裁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和支付体系被用于施加压力的情况。
这种做法也会促使其他参与者寻找替代方案。受到制裁的国家、地区或机构，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使用渠道受限后，可能更多转向虚拟货币。与此同时，中国、欧元区等也在考虑如何提供备选方案。国内有很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历史性窗口的讨论，其中既有对机会的把握，也有对未来可能受到制裁的担忧。
中国在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也可能面临变化。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持续提高，其他国家开始讨论中国竞争对本国产业的影响，这也可能推动贸易格局发生分化。
多元化或分散化看起来是一个趋势，具体会走向何处，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未来的多极化体系，是保持统一联系，还是趋于碎片化？贸易多极化与金融多极化之间又会形成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讨论跨境支付的重要背景。
因此，跨境支付的发展同时受到技术、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新技术能够带来哪些选择，如何与这些变化相结合，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我先从这个较大的背景谈起，稍后再讨论具体支付手段和渠道。
沈艳：谢谢黄老师。金融与贸易的多极化，为我们讨论跨境支付提供了更广的视角。下面请朱海斌先生介绍您的看法。
朱海斌：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我先介绍跨境互联的进展，随后可以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以及贸易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匹配问题。
为什么要关注跨境支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本地支付已经相当便利，能够实现低成本、秒级到账。内地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香港在2018年推出了“转数快”。跨境支付的情况则有很大差别，到账较慢、成本较高、透明度较低，仍主要依赖传统银行和代理行体系。
二十国集团提出了改善跨境支付的目标，希望到2027年，在成本、速度、透明度和服务可获得性方面取得进展。我想围绕香港的实践、区域与全球合作、创新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以及如何推进负责任的创新，谈几点看法。
香港在“金融科技2025”战略之后，于2025年11月进一步提出“金融科技2030”策略，重点包括数据与支付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韧性和代币化。在支付领域，我们目前主要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代币化三方面的探索。
央行数字货币方面，香港从2017年的狮子山项目（Project LionRock）开始探索，后来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也就是“货币桥”（mBridge）。当前重点是批发支付（wholesale payments），零售应用保留为一种选择。已有的本地支付体系能够满足许多零售需求，因此我们更关注央行数字货币在机构间和跨境结算中的作用。
稳定币方面，香港在2025年推出相关法例，今年4月发出了首批两张稳定币牌照，分别涉及汇丰和渣打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平台。首批探索以港元稳定币为主，人民币相关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当前的重要工作首先是建设基础设施，并在实践中寻找监管与市场发展的平衡。
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同类活动、同类风险、同等监管”。同样的风险应当适用同样的监管要求，减少监管套利的空间。
代币化方面，香港在2024年3月推出代币化试验项目（Project Ensemble），探索银行代币化存款等应用。自2023年以来，香港数字债券的发行也在持续推进，每次发行都在币种、结算方式或与其他平台连接方面作出尝试，逐步将代币化与数字货币结算基础设施联系起来。
从中美两国的选择看，美国主要推动私人部门发行的稳定币，中国主要推进央行数字货币。这些选择也与各自的战略考虑有关。香港则同时探索不同方向，由市场检验各自的应用价值。
金管局在其中有几项重要工作。首先是提供央行货币，作为安全的结算资产。其次是明确监管要求，为创新提供指引。再者是在基础设施层面推动不同平台相互连接，例如让数字债券、代币化存款与数字货币结算平台能够协同运行。从区域和全球合作看，国际清算银行较早开展了研究与试验，其中三个项目分别代表了不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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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货币桥。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最初与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和阿联酋央行共同参与。2024年项目开始试运行，国际清算银行随后表示框架已经建立，选择退出，由参与方继续推进。我认为，这一过程也受到美国方面压力的影响。从试运行情况看，人民币交易占比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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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阿戈拉项目（Project Agorá），重点探索代币化条件下的跨境支付，参与方包括美国、英国、瑞士、欧元区、日本、韩国和墨西哥。它与货币桥的参与方构成有明显差别，今年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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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快速支付互联项目（Project Nexus），连接不同国家的快速支付系统，参与方包括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它与香港“转数快”、东南亚一些国家基于二维码的支付体系，属于相近的探索方向。
这些项目分别围绕央行数字货币、代币化和快速支付系统开展跨境互联试验。当前多种模式并行发展，存在技术与应用方面的竞争，也受到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这是讨论未来支付体系时需要面对的现实。
从实践看，新技术能够带来几方面收益。首先是原子结算（atomic settlement），也就是一笔交易中相互对应的交付同步完成，能够减少传统结算中的风险。其次是提高速度和服务可获得性，让跨境支付能够更及时地进行。
数据的使用也很重要。香港通过商业数据通（Commercial Data Interchange）等安排推动贸易融资和跨境支付应用，把中小企业相关数据连接起来。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安排提高了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更加完整，又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对支付和融资服务而言，让更多使用者获得服务也是重要收益。
代币化债券还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代币化能够降低有关债券的发行成本，并对传统债券市场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例如缩小买卖价差。
同时，也要看到风险。当前许多试验仍是各自独立的数字化平台，跨平台、跨区域的标准有待协调，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
网络风险和金融欺诈同样值得关注。内地和香港都在讨论金融诈骗，缅甸等地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统计发现，去年香港各种犯罪中，金融欺诈占比超过一半，是当前需要重视的一类风险。随着支付速度不断加快，诈骗资金转移也会更快、成本更低。如何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是监管机构与使用者共同面对的挑战。
此外，代币化涉及的所有权、结算最终性等法律问题，在各个地区的安排存在差异。对于央行而言，新的支付体系，尤其是稳定币，还会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因此，金管局强调“负责任的创新”。我将其归纳为几个基本原则：以公共货币作为稳定基础；同类活动、同类风险适用同等监管；通过沙盒等方式先试验、再推广；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不同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加强跨境合作。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区域及国际机构，都能够在合作中发挥作用。金融稳定理事会最近也就跨境支付提出了12项良好实践。我的开场介绍就到这里，谢谢。
沈艳：感谢海斌先生，您详细介绍了香港金融科技发展的思路，也提出了很多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下面请何东先生发言。
何东：大家下午好。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经常参加相关活动，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
我想先回顾跨境支付为什么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再讨论当前的主要困难。
二十国集团在2020年沙特阿拉伯担任主席国期间，提出了改善全球跨境支付的路线图。此前，2019年6月，脸书及其合作伙伴提出天秤币（Libra）计划。消息发布时，黄老师等一批人正好在华盛顿，我当时主持相关会议，拉加德也在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脸书已有约20亿用户，如果推出一种以货币篮子为基础的稳定币，可能对各国货币体系产生很大影响。七国集团对此作出了强烈回应。随后，在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牵头下，形成了跨境支付改革路线图和一系列目标。
此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中断了对俄罗斯部分主要商业银行的服务。这让各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全球支付网络中的关键环节可能成为实施限制的手段。随着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金融基础设施能否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运行，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对加密资产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推出《天才法案》，也让全球进一步关注美元稳定币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跨境支付问题受到重视的背景。
接下来，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跨境支付的难点。面对面买一杯咖啡时，我把现金交给对方，交易就可以当场完成。只要能够确认纸币的真实性，双方就能够即时交割。
我1982年来上海上大学时，父母给我寄生活费，最初可能是把现金放进信封，后来改为邮局汇款。通过银行或邮局汇款，就需要相应的转账体系来支持。今天的支付主要通过银行转账完成。如果我和沈艳在中国的两家不同银行开户，转账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体系完成。假如我在美国，她在北京，就需要两国商业银行之间建立联系，并通过相关支付和结算安排完成资金转移。
传统代理行模式（correspondent banking）能够支持大额转账，因此被广泛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要理解它的运行，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观察代理行市场。代理行体系与美元的主导地位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强化，美国银行也在全球银行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
这为美国实施金融制裁提供了条件。只要涉及美元业务、与美国银行存在业务联系，就可能受到相关限制。有些限制甚至可以通过次级制裁影响与美国银行缺少直接业务关系的机构。
加密资产带来了另一种思路：将以账户关系为基础的支付，转向类似现金交付的方式。比特币从一个钱包转到另一个钱包，就像现金从一个人的手中交给另一个人。在数字环境中，这种方式大幅减弱了物理距离对支付的约束。
但它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收款人究竟是谁？交易对象是否真实，是否涉及可疑活动？在大额交易中，这些问题尤为重要。
这涉及金融体系的合规与诚信（financial integrity）。监管机构需要了解支付的目的和对象。交易身份与用途得到核实，技术才具备进入主流大额支付体系的条件。这也是过去十多年里，相关支付创新仍在探索的重要原因。
私人部门已经取得了不少技术进展。例如，Circle公司发行的美元稳定币（USDC）可以在多种交易平台和网络上使用。发行方与网络运营者之间可以分工，货币发行机构借助其他平台拓展使用范围。这种模式对央行数字货币也有启发。
央行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发行货币之后，还需要建立足够广泛的使用网络。各家都希望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实际推广却很困难。私人机构在拓展网络方面具有优势，同时需要满足央行重视的合规和安全要求；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提供较强的安全保障，使用网络的建设则面临挑战。
从现状看，私人部门同样存在互操作性问题。稳定币种类很多，运行网络也各不相同。实现支付，尤其是大额支付，需要一个能够相互连接、覆盖广泛的体系来支持。
人们担心美元稳定币会迅速推动其他经济体的美元化，但实际发展速度低于一些人的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人部门不同体系之间的连接不足，监管机构也保持审慎。私人部门的网络建设同样面临碎片化问题。
公共部门也面临互操作性问题，而且存在支付体系沿着地缘政治分界趋于分割的风险。
从亚太地区看，零售支付互联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支付宝等私人机构在东南亚拓展了广泛的使用场景，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央行之间的双边合作也在推进，例如泰国与新加坡的二维码支付互联，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也在加快相关合作。
相比之下，亚太地区批发支付的进展较为缓慢。尽管亚太经济在全球各区域中表现较好，在批发支付的一些方面，进展甚至落后于拉美和非洲。
二十国集团在成本、速度、透明度和服务可获得性方面设定了2027年的目标。服务可获得性涉及普通公众有多少跨境支付手段可以选择。过去几年的实际进展较为缓慢，在我看来，全球按时实现这些目标已经非常困难。
其中一项目标是，到2027年，75%的跨境大额支付应在发起后1小时内进入最终收款人的账户。根据去年的统计，全球约57%的相关支付达到这一水平，约90%能够在24小时内到账。亚太地区在这方面仍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里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资金到达收款银行可能很快，但从银行转入最终受益人的账户，需要更长时间。这可能涉及资本项目管理等环节，我们正在研究具体原因。改善这一环节，对于亚太地区大额支付互联尤其重要。
货币桥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技术方案。它最初源于泰国央行与香港金管局之间的合作，随后发展为多边项目，设计得相当精巧。但进一步扩大参与范围和应用，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这些技术是可以让更多国家受益的资源。如何跨越地缘政治障碍，使发展中国家共享技术进步的好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央行数字货币普遍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范围使用的问题。数字人民币如此，数字欧元也是如此。欧洲央行在推进零售与批发应用的同时，强调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环境中维护支付自主性。如何形成大规模使用，仍是共同的挑战。
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如何紧密合作？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长期面临类似讨论。例如，电力生产与输送可以分别作出安排，哪些环节适合引入竞争，需要具体分析。英国铁路私有化的成效有限，也说明这类合作需要认真设计。
货币可以由央行发行，支持使用的网络则可以探索更多分工方式。货币发行与支付网络建设之间，可以探索更灵活的公私合作。我此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也提出过相关想法，认为央行发行的货币可以探索借助其他网络使用。这是值得继续讨论的方向。
沈艳：感谢何东先生。您从天秤币计划谈到跨境支付的困难，也讲到了各方追求支付自主性与扩大货币使用范围之间的张力。下面有请Martin CHORZEMPA先生。
Martin CHORZEMPA：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我2013年来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又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工作了一年半，今天回到这里很亲切。前面几位嘉宾提出了很多重要概念，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展开。
首先，中美和其他经济体在数字货币领域的选择很有意思。美国正在推动稳定币，同时通过总统行政令禁止推进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内地对稳定币采取严格限制，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欧洲则同时探索数字欧元和欧元稳定币，目前欧元稳定币的规模仍然很小。
美国的政策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对加密资产持强烈批评态度，曾质疑比特币的价值基础。拜登政府随后也对加密资产和稳定币采取严格态度，主要通过大量执法行动约束行业，而明确规则相对不足。现在，特朗普政府积极支持加密资产，我认为其中既有个人和政治因素，也有政策考虑。
在政治和个人层面，加密资产行业是上一次美国选举中捐款最多的行业，一些政治人物可能因此觉得需要作出回报。特朗普及其家族也从这一行业获得了大量收入，加密资产行业的表现与其家庭利益存在联系。
在政策层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了两个推动稳定币的理由。其一是巩固美元在数字世界中的作用，其二是由此增加对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的需求，为财政赤字融资提供支持。
设计和运行良好的稳定币，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对于一些通胀较高、金融限制较多或经济环境不稳定的地区，稳定币也为居民提供了获得美元储蓄和支付工具的渠道。
与此同时，这种安排也有风险。如果市场对某个发行机构失去信心，稳定币规模可能突然收缩。货币市场基金过去就出现过类似情况。如果美国国债需求越来越依赖稳定币，而稳定币又遭遇大规模赎回，就可能引发国债抛售。随着稳定币储备在短期国债市场中的份额上升，这种冲击值得关注。
许多国家也会对居民大量使用数字美元采取限制，担心本国货币受到替代。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控制力与制裁。美元稳定币可能强化美元的国际使用，同时降低美国政府对部分美元交易的控制能力。
如果稳定币广泛流通，用户可以通过自托管钱包（unhosted wallet）直接持有和转账，把稳定币放在手机钱包中，凭私钥向另一个人支付。交易过程中的中介会减少，制裁也就更难找到可以施加约束的机构。
一旦形成能够自行循环、较少接触银行的体系，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美元使用遍及各地，美国政府实施制裁和反洗钱管理时可依赖的管辖连接点却随之减少。每个政府都需要关注这种变化。
不过，稳定币目前的推广仍有明显阻力。《天才法案》通过前后，稳定币发行规模曾从约15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但过去一年基本持平。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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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加密资产市场较为疲弱，而相关交易仍是稳定币需求的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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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刚才反复讨论的网络问题：持有稳定币的人和接受稳定币的商户仍然有限。
如果我用稳定币付款，通常要先把法定货币兑换为稳定币，再进行一笔低成本、快速的链上转账，收款人随后还要把稳定币换回本国货币。这就涉及法币出入金（on-ramp and off-ramp）的成本。意大利央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计入两端兑换成本后，稳定币跨境支付相较于一些数字支付中介的竞争力会明显减弱。
使用体验也是问题。通过银行转错款，往往还有机会追回资金；账户遭到盗用且用户没有过错时，通常也有消费者保护机制。使用数字钱包时，私钥被盗可能导致全部资金损失，转账地址哪怕只有一位出错，也可能造成永久损失。这些因素会影响稳定币的实际使用。
再来看中国。数字人民币最近的设计变化很值得研究。我仔细阅读了有关调整的说明，从中难以找到数字人民币作为央行负债的明确表述。按照我对央行数字货币定义的理解，调整后的数字人民币已经转向了其他货币安排。这涉及它在货币体系中的性质，以及未来批发支付怎样运作。
现有批发支付体系通常以央行货币结算，或有央行提供支持。在我看来，有关调整体现了保护银行资产负债表、减少资金从银行流向央行负债的考虑。这有其合理性，同时也需要进一步解释数字人民币具体属于何种货币安排。有些形式看起来接近代币化存款，其他形式的性质仍需澄清。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推广也值得关注。中国具备很强的政策推动能力，推广新的零售支付工具仍然面临挑战。我经常向对数字欧元抱有很高期待的欧洲同事提出这个问题：中国的经验说明，推动公众采用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十分困难。
当然，欧洲现有零售支付的便利程度与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有所差别。但在两个地区，数字货币都需要明确自己究竟解决什么问题，以及用户为什么愿意采用这种工具。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数字人民币目前的贡献也比较有限。以货币桥为例，截至去年较晚时候，其累计处理交易约4000笔；同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每天处理约33000笔。虽然已有更新的数据，但与其他支付系统相比，货币桥的交易规模仍然较小。
网络覆盖也是一个问题。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数字货币尚未广泛接入，如果要引入其他形式的货币，就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个网络的定位。
地缘政治的影响有两个方向。一方面，各国希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可能增加对货币桥的兴趣；另一方面，公开参与某个体系，也可能让一些国家担心美国的反应，影响其参与意愿。人民币国际化整体上呈现阶段性上升与回落的过程。2010年至2015年，人民币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统计中的份额从接近零升至约2.7%，随后回落，并稳定在高于此前的水平。
俄乌冲突之后，又出现了一轮上升，人民币支付份额由约2.7%升至约4.7%，排名一度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此后份额又回到约2.7%。这个水平与2015年的高点相近，但如今可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相对稳定水平。
有中国经济学家提醒我，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数据可能低估了人民币的全球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已经增加到约210家银行，过去两年增加了一倍以上。直接参与者能够使用该系统自身的报文安排，这会影响通过其他网络观察到的数据。
我也注意到，香港人民币结算交易量的下降，对上述支付份额变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比较2024年6月和2026年6月，香港人民币日均结算交易量下降约1万亿元，同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日均交易量增加约2000亿元。不同指标反映的是不同环节，需要结合起来看。
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进展，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中国贸易中约28%使用人民币结算，接近四分之三使用其他货币。按照前面提到的全球支付统计，人民币排名回到第六位，位于加拿大元之后。
下一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力量会来自哪里？可能是资本项目管理的调整，也可能是新的地缘政治变化，这值得继续观察。
对于未来的数字货币形态，我认为各地可能逐步更多采用代币化存款。各个经济体都希望保护银行的融资功能，同时又希望连接银行与既有基础设施，代币化存款提供了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我对阿戈拉项目感兴趣，也认识一些对项目能否顺利运行抱有很大疑虑的金融市场参与者。基础设施互联是一件积极的事，但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样的全球共同标准相比，各自建立连接也可能带来碎片化。
如果各国央行都要与每一个贸易伙伴逐一建立双边安排，体系会很快变得复杂。希望未来能够形成共同标准和枢纽，把流动性汇集起来，降低碎片化带来的成本。
沈艳：下面进入讨论环节。请各位畅想一下未来的货币格局。从国际货币看，美元、人民币、欧元等会形成怎样的关系？从数字货币形态看，代币化存款、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各自会发挥什么作用？先请黄老师谈谈。
黄益平：我的基本判断是，货币使用会更加多元，美元主导的总体格局仍可能延续。人民币、欧元以及其他货币，有机会发挥更大作用。未来形成的是保持互联的多极化体系，还是碎片化体系，仍值得讨论。
对于不同数字货币形态，各国确实作出了不同选择，这也是市场发展与政府政策共同演进的过程。数字人民币最初的设计和落地方式，也在根据实践作出调整。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应当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为不同尝试留出空间。许多方案的价值与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实践检验。
我想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就是移动支付等账户的代币化。我们目前讨论较多的是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存款代币化，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移动支付账户，也可能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我一直关注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一轮数字货币发展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空间有限，但它们在移动支付方面已经有不少创新，也有具备一定实力的科技企业。如果鼓励这些账户开展代币化尝试，或许能够让更多国家参与区块链应用。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想法。
与会嘉宾：当前各种数字货币形态仍处于发展早期，各有优势，也有各自的问题，需要让市场通过应用作出选择。不同地区的需求也存在差别，例如一些拉美经济体对美元资产的需求较强，亚洲则更加关注美元使用扩大对本币的影响。
设计者与市场使用者的关注点也可能不同。我们希望借助新技术改善跨境支付，实际参与者却可能有其他用途。支付是一套完整的生态，有时一个特定事件就会推动使用范围迅速扩大，后续创新也会随之发展。因此，应用场景和市场接受程度非常重要。
沈艳：我想追问稳定币的前景。刚才Martin CHORZEMPA提到，美国稳定币规模在过去一年趋于平稳。香港的稳定币未来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它会在整个货币体系中占据多大位置？
与会嘉宾：稳定币在演进过程中，实际用途可能与最初设想出现差别。香港以及日本、韩国等地都在作出各自的安排，能否形成真实的使用场景，是判断发展前景的重要前提。
与会嘉宾：我想从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体系两个角度谈一谈。
从国际层面看，技术进步可能增强网络效应，进一步强化美元等已有货币的地位；也可能降低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易成本，让更多币种得到使用。就像同声传译技术不断进步，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加便利，货币兑换成本下降也可能改变货币使用。
因此，未来可能继续由美元占据主导，也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各自发挥更大作用的格局，加拿大元、瑞士法郎、日元、澳大利亚元等货币也可能获得更多使用。这些可能性都值得研究。
从国内货币体系看，可以考虑把现有货币结构映射到链上金融（on-chain finance）中。现代货币体系以央行货币为核心，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又是主要的支付工具。这样的结构同样可以在链上发挥作用。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电子货币，以及移动支付账户余额，降低了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在我的理解中，稳定币可以看作电子货币在链上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灵活性，未来能发挥多大作用，也取决于各国原有货币体系和使用习惯。
把现有货币体系的双层结构映射到链上，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各国的货币结构本来就有差别，例如现金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也各不相同。
沈艳：如果把链上金融理解为现有货币体系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延伸，那么在东盟等地区的具体支付场景中，央行货币、代币化存款和稳定币分别会发挥什么作用？
与会嘉宾：金融市场需要央行货币的支撑。按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交易的最终结算，通常应当使用央行货币。
日常商业贸易则更多使用商业银行存款。稳定币在与商业平台结合时，也可能发展出一些应用。代币化可以把电子单据、货币和相关交易信息连接起来，如果与电子商务平台的业务生态结合，可能在贸易支付中发挥作用。
沈艳：Martin CHORZEMPA，您对未来的判断是什么？
Martin CHORZEMPA：在零售领域，我预计央行数字货币在各地大规模普及的可能性较低。建立商户接受和用户使用的完整网络，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私人部门在这方面更有优势。让大量商户接入一个新体系，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央行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其局限。
已有的支付工具也能够提供较高的资金安全保障，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中的资金有相应的央行资金支持。持有央行货币本身，对普通零售用户的吸引力有限，他们更在意便利性和实际需求。因此，我更看好以商业银行货币为基础的支付体系。
稳定币也会面临挑战，尤其是每个国家分别建设自己的稳定币体系。这个领域有很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用户希望持有流动性充足、能够与广泛交易对象连接的资产。规模较小、使用有限的体系很难满足这些需求。
稳定币可能在零售跨境支付中发挥一定作用。批发领域则可能出现更多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不过，现有批发支付系统本来就在使用数字形式的央行货币。对大多数人而言，重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效率和结算安排上。
提高这些系统的效率当然有价值，但我认为，目前围绕批发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投入了过多关注。我们更应具体看它如何改善支付工具和交易过程。零售央行数字货币的新特点，对大多数用户的吸引力有限；批发央行数字货币的许多功能，在现有体系中已经存在。
沈艳：您对稳定币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怎么看？如果加密资产交易需求走弱，稳定币还有哪些可能形成持续增长的应用？
Martin CHORZEMPA：一种可能是，更多企业开始接受稳定币，逐步形成可以广泛使用的支付网络。大型支付服务商能够同时连接很多商户，如果它们让商户在较少改动系统的情况下接受稳定币，就可能推动使用。
如果人们可以广泛使用稳定币，并且开始以稳定币领取收入，就可能减少反复兑换法币的需要。如果稳定币余额还能获得利息，一部分用户也可能愿意把资金留在稳定币中。这是目前美国数字货币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也会加剧银行与加密资产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种情形值得认真考虑。我对更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判断是：美元继续占据主导，代理行模式仍被广泛使用，批发支付系统通过自动化逐步提高效率，让支付更快。
但支付速度也要结合安全来衡量。我有一个稍有不同的看法：人工智能可能让人们更加重视适度延缓交易的价值。随着智能体和网络攻击的发展，每个人都可能面对更频繁、更有针对性的欺诈。
假如房产或其他重要资产能够在链上迅速完成转移，账户被盗后，用户可能一觉醒来才发现交易已经完成。在这种场景下，保留适当的处理时间，有助于发现异常并阻止损失。
适度延缓结算，可以为用户识别和阻止欺诈留出时间。例如，信用卡消费与最终付款之间本来就有时间间隔，只要收款机构能够确认最终会收到资金，适当等待可以被接受。有些交易确实对时间非常敏感，但许多交易更需要在效率与保护之间作出安排。
与会嘉宾：刚才这一点很重要。当前我们同时面对传统金融体系与链上体系，两者之间的过渡很困难。
传统金融机构各自持有数据，客户与银行、银行与客户之间主要是双边关系。链上体系希望把分散的数据连接起来，这正是它的一项重要优势。但从现有的双边关系转向共享信息的体系，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人工智能与链上应用也可能相互促进。如果相关数据能够连接起来，智能体支付等应用会更便利。人工智能还可能帮助更充分地提供交易信息，让监管机构更清楚地判断交易是否合规。如果在金融合规方面取得进展，也有助于推动基于区块链的支付体系发展。
Martin CHORZEMPA：我赞同信息共享和合规技术的重要性。同时，也应当重视现有支付体系支持人工智能应用的能力。
银行卡支付已经是数字化支付。美国的银行卡机构正在研究如何接入智能体支付，例如为智能体生成具有独立额度的附属支付工具，限制它可使用的资金；或者通过用户意图凭证（intent token），让商户确认用户确实授权智能体完成某笔购买。
如果智能体错误理解用户需求，擅自购买商品，用户收到后觉得不合适，就可能要求退货或拒付，商户会承担很高成本。因此，确认用户真实意愿很重要。这些功能可以在现有支付体系中实现，并延续已有的消费者保护安排。
现场提问：跨境互联让市场联系更加紧密、交易效率提高，也可能使风险传染更快。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此外，内地与香港已经推出股票、债券和理财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在监管合作方面有哪些安排？
朱海斌：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始终需要保持平衡。我最初在国际清算银行工作时研究过信贷衍生品。创新刚出现时，人们很容易看到它的好处。例如，信贷风险原先由发放贷款的银行持有，后来可以通过金融产品分散出去，这被视为重要进步。
但其中一些产品的风险定价和模型存在问题，创新带来的风险也随之积累。人工智能同样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效率，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两者往往同时出现。
以稳定币为例，香港在2025年推出监管安排，今年发出首批两张牌照。市场一度很振奋，也有人希望推进得更快。从早期发展看，审慎安排有其必要性。如果先让市场快速扩张，等问题出现后再集中处置，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风险和成本。
因此，我们对牌照申请资质、足额储备资产和赎回安排提出了要求，希望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人工智能方面，我们近期也在通过沙盒试验，探索用人工智能应对相关风险。
内地与香港的监管合作，在互联互通机制发展过程中一直比较畅通。当前相关安排较多采用闭环管理，给双方监管合作提供了便利，效果也比较好。
未来，如果相关开放安排逐步从闭环转向更加开放的形式，内地与香港在金融制度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对监管合作提出更高要求。
现场提问：稳定币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在新兴市场？链上交易规模远大于稳定币发行规模，能否据此判断，它更多用于支付或交易？从链上数据中，我们只能看到稳定币流动，较难识别对应交易的用途。各位对这些资金实际用于跨境支付、套利或其他交易，有什么观察？
朱海斌：我刚才也提到过，根据我看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相关调研，美元稳定币的使用者中，超过80%是加密资产交易参与者。香港推出相关安排时，最先来咨询、最关心这一问题的，也有很多加密资产行业的朋友。
Martin CHORZEMPA：交易量与发行规模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关注，但需要区分原始交易量和调整后的交易量。一些机构会同时公布这两类数据。
稳定币原始交易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虚假交易、对敲或交易平台内部资金往返。识别并扣除这些流量之后，实际交易量会小得多。
因此，发行规模和交易量都需要看，也要研究交易的具体内容。我的判断是，到目前为止，加密资产交易需求下降的影响，超过了现实经济中稳定币使用增加的影响。
与会嘉宾：稳定币流通速度较快的现象确实存在，关键仍是资金最终用于什么。通常认为主要用途是加密资产交易，跨境支付的使用也在增加，只是当前占比仍然有限。
随着代币化资产发展，稳定币未来可能与更多资产交易联系起来。但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角度看，大额金融资产交易通常更适合使用央行货币完成结算。
金融机构本身也会考虑结算风险。稳定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迅速产生损失，在大额交易中，这类风险尤其需要重视。
沈艳：时间到了，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