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了春季学期的第四次数字金融Workshop。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总监钱美君老师带来有关中国在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国家所有权、非常规金融和治理、市场和银行关系、治理模式等五个领域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经验和理论突破的线下讲座，题目为“比较金融体系——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突破”。本次Workshop由北大国发院助理教授、中心研究员胡佳胤主持，近六十位师生在线上或线下参与了会议并与主讲嘉宾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讲座伊始，钱美君教授阐述了其核心研究领域及主要学术观点。针对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根本原因” 的观点，并通过殖民历史语境下“民主制度促进增长”与“集权制度抑制增长”的论证，钱教授提出不同见解。她指出，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处于相互促进的动态均衡之中，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最优模式。从经济发展的多元影响因素分析，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历史轨迹、人口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等要素，均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比较经济、金融和商业体系时，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各体系会依据自身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形成旨在追求偏好目标最大化的行为模式。

历经25年深耕细作的研究，钱教授取得了系统性的理论突破。她致力于构建一套以东方人文（尤其是中国经验）为基石的经济金融哲学学术理论体系。讲座中，钱教授还展示了其现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框架，这些成果涵盖了多个研究维度，为后续深入探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随后，钱教授深入讲解了比较研究，尤其是比较金融体系在经济金融研究中的关键意义。她表示，现代经济理论大多基于西方思维和实践经验构建，在应用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时，可能存在局限性。从理论层面分析，文化历史、资源社会条件以及价值观的差异，会显著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从实践角度来看，众多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如中国以及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等，都对西方推广的经济理论构成了挑战。

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备信息提供与透明度高、支持新兴产业公司治理、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等优势，但也存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以及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等弊端；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虽然具有专业性强、中介风险分担、支持成熟企业发展、委托监管等优势，却也面临信息不对称、交易与监督成本高、治理问题以及系统性风险等困境。然而，这两种传统金融体系模式均无法对中国金融发展路径作出合理阐释。

紧接着，钱教授详细阐述了中国经验及其在五大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国的发展实践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力挑战，在理论层面，制度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经济发展的高度动态性之间存在动态错配，且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在实践层面，对于尚未建立成熟制度、投资者保护机制和完善金融体系的经济体而言，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成为关键现实问题。

钱教授借助两项相隔20年的实证研究展开深入阐释。在这两项研究中，分别以投资者保护程度作为横轴，金融体系发达程度作为纵轴构建分析框架。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该坐标体系里，处于右上角区域的国家，由于具备较高的投资者保护程度以及较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其经济发展理应更为良好；而处于左下角区域的国家，因投资者保护不足且金融体系欠发达，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然而，实际情况却存在特殊案例。以研究中的左图数据为依据，中国在当时处于投资者保护不足、金融体系欠发达的状态，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双位数增长。

再看右图，20年后，中国的投资者保护状况和金融市场发展都有了明显改善。但从右图整体数据呈现来看，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普遍陷入下行趋势。这一系列变化充分彰显了经济发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动态变化特征，打破了传统理论基于静态分析的局限性，为经济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现实依据和动态研究视角。

从实证研究中的特殊表现出发，深入剖析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验在诸多领域为经济理论的拓展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向。具体而言，中国经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法律金融与增长的脱钩，中国在投资者保护不足、金融体系欠发达的条件下实现高速增长，打破了 “法律——金融——增长” 的线性理论。私营部门在获取金融机构保护和进入金融机构的机会方面相对较弱，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最大。同时，中国最大的融资来源并非传统的金融市场或银行，而是家庭、社区、商业网络等。社会关系、声誉机制以及地方官员等因素，在商业交易形成和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国家资本的有效性，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成绩斐然，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占比近25%。国有企业通过政治晋升激励、属地竞争以及监事会机制，实现了治理效率的提升，并非单纯依靠私有化。在应对紧急物资调配（如新冠疫情期间）和战略行业（水电、通信等）发展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展现出独特优势。

第三，非常规金融的全球价值，社会网络、供应链信贷以及数字平台（如众筹）等非常规金融模式，不仅在中国广泛存在，在西方也逐渐兴起（如美国的P2P借贷）。研究表明，隐性利益（如声誉机制）能够降低融资成本，提高项目成功率，凸显了非常规金融的价值。

第四，银行与市场的协同发展，中国的实践证明，银行与资本市场需要同步推进改革。政治关联企业虽然更容易获得贷款，但可能损害小股东利益，因此强化市场监督功能至关重要。

第五，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中国“政治””传统强调目标导向与动态平衡，与西方“权力制衡”的逻辑存在差异。例如，国有企业CEO的政治晋升与绩效挂钩，体现了政治激励与市场目标的有机融合。

最后，在讲座的挑战与展望环节，钱教授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比较金融体系的范畴需要更新，传统按美英、德日等模式的技术性分类难以适用于不同文明，亚洲和中国的金融体系模式独特，需新的范畴界定。二是在经济学知识框架中融入人文价值观，应重视国家、社区的作用，纳入ESG等目标函数。三是优势与挑战并存，经济行为人在不同文化制度下形成商业系统，其对特定文化制度的依赖与影响也是挑战根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的能动性对文化、价值观和禀赋作用于制度建设影响重大。中国的成功实践中有西方传统思想未预见或接受的部分，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各经济金融体系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劣势和治理激励方式。现代经济知识体系需突破现有局限，接纳因文化价值观差异产生的制度差异。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师生纷纷提问发言。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金光讲席教授汪浩，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谢绚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清华经管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茵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胡佳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蔡钰洁等人先后就中外金融体系发展路径、实证研究、银行业发展风险等问题同钱美君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钱美君教授，现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总监，兼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学术副院长，金融教授，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卓越访问教授。归国前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终身教授、学术委员会常委，世界中国中心执行董事，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等学校访问教授，兼任亚洲开发银行的顾问经济学家，云杉资产管理等公司的独立董事。钱教授致力于比较金融体系，经济发展，金融机构风险和监管，企业融资和治理，国际资本流动和风险等方向的研究，聚焦不同经济体金融系统发展模式差异比较，探讨制度、文化、社会结构和科技进步等因素对企业,机构,投资人和监管部门的行为及结果的影响。其著作广泛发表于金融，管理，经济等方向的国际顶级期刊(e.g.,JFE, MS, JFQA, RF; UTD24, ABS4*, ABS4)，多次荣获美国金融业界和监管部门奖项(e.g.,SEC，S&P, NASDAQ)，担任多家国际期刊主编，副主编，和评审委员(e.g.,JIBS UTD24,EMR JCR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