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新网

 

题记：在外需承压环境下，消费能不能起来事关增长能不能持续，甚至将来的创新和产业升级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基础，需要为逐步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创造条件。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哪些因素支撑？在11月18日举行的第十三届财新峰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针对这一问题表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要走入正常恢复反弹的态势，意味着增长模式要转变，需要更多依靠创新而不是要素投入，更多依赖国内市场，而不完全是外部市场，更多需要一些非房地产市场的新推动力量。

 

 

他表示，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三季度经济复苏，三大增长动力的格局是出口明显下滑，消费非常疲软，支持经济复苏最主要的就是公共部门的基建投资。

 

“这看起来有一点昨日重来的感觉，甚至比昨日还不如，”他称，过去在政府投资之外还有出口。在欧美高通胀、经济存在衰退风险环境下，“出口目前看来是比较困难的，投资持续靠公共投资显然是不行的” 。

 

他认为，与过去40年相比，未来30年格局已经发生明确变化：中国从过去的低收入、低成本走向高收入；过去经济增长依赖的全球化出现波折；过去的经济增长依靠的人口红利，现在变成了老龄化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双循环，更多把关注点放在国内市场上，是有道理的。

 

在黄益平看来，国内大循环，在供给端是如何支持创新、支持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他观察道，放眼中国，创新做得最好的是在珠三角、长三角，原因有三：市场是相对有效的、企业家努力工作、政府没有太多干预。未来在疫情后回归正常、支持长期增长时，可从中吸取有益的做法。中国70%以上的创新由民营企业支持，这要求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从需求侧看，公共投资无法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就尤为重要。黄益平坦言，在北大国发院内部关于消费也有很多争论，有的教授说现在要靠消费拉动了，有的说靠消费拉动增长不靠谱，很可能导致类似美国当前的通胀危机。但消费在经济中要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是必要的。

 

他解释称，投资会支持增长，但也会形成产能，如果没有国内的消费，很多产能将来会变成过剩产能。过去过剩产能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去，但将来在外需承压环境下，消费能不能起来可能意味着增长能不能持续，甚至意味着将来的创新和产业升级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基础。

 

他认为，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低，背后是收入分配不太平等，社保体系尚不完善，需在这方面做更多努力。

 

着眼眼下，疫情是制约消费的因素之一。黄益平认为，2023年若能摆脱疫情，对消费会是一个重大支持。此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以考虑更多向家庭部门、向消费、向社会保障、向民生倾斜，而不是单纯投向基础设施。

 

目前，消费在中国GDP中的占比约为55%，低于一般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若能提升个百分点，不仅能满足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也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