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后高增长期的经济发展与金融的责任
2022-02-19
以下文章来源于辛庄课堂 ，作者黄益平
导读
2022年1月15日，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第三期公开课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创业大街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辛庄课堂学术导师黄益平就《后高增长期的经济发展与金融的责任》的主题与线上、线下的学员们做了精彩分享。
黄益平教授首先围绕“结构性改革”、“增长持续下行”、“生产率”等内容进行深度解析，阐释“高增长期可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迎接相对来说增长速度比较平稳的时期”，然后重点分析了在“新常态”下金融发展的特点，进而提出了面向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本文是黄益平教授课堂内容的整理，经过黄教授审阅定稿。
特别感谢维迎老师的邀请，今天很荣幸地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和维迎老师大概简单的讨论过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后高增长期的经济发展与金融的责任》。
经济增长的预期转弱
首先大家如果关心我们的经济走势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在上个月12月8日-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这个会上对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三句话，叫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句话放在一起大家能猜出来，我们的经济不太好，大概就是需求不太好，供给不太好，预期也不太强。
那么这是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后很明确的提出来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那么我想从这个故事开始，我们预期转弱或者经济不好主要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大家可能记得去年我们在第一季度的GDP数据出来以后，很多人是很乐观的，包括我自己很乐观。我们现在都是在网络社会，现在可以去看看我在2021年初曾经也说过一句话，现在被证明是不对的，当时我说，今年的经济增长复苏应该没有问题，我比较乐观，现在看看是错了，当然错了也没关系，经济学者预测经济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回过头来看我在年初说这个话到年底出现很大的偏差，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看它这个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去年确实有一些特殊的经济因素导致了经济持续的疲软，不断的疲软。当然从数据本身来说，第一季度的时候18.4%，后面不断地往下走，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经济分析里头就有一个叫基数效应，就是前面2020年第一季度的时候我们遭受了疫情的冲击，所以基数特别低，我们一看同比2021年就起来了，这个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可以想象到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数值慢慢会下来，这个是在预期当中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预期这个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期，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确实疫情没有过去，大家一直觉得疫情快过去了，但是没有过去。也有一些经济分析师说我们过去这几个月，疫情一直在各个地方爆发出来，你要说总的病例的数量在国际上比较也不是那么多，但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经济活动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比如说人员的流动、经济活动的交流，对经济总之还是造成一些影响，这个可能是程度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期，这个我觉得可以想象的。
与此同时，去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因素，我们最近大家经常讨论就是通货膨胀，通胀压力很高，但其实在美国通胀很高，消费者价格很高，生产者价格很高，今天不是讲这个故事，我就不展开了。我们国内的生产者价格很高，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价格不高，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复杂，生产者价格就是像投资品、钢铁、石油、煤炭这些价格都很高，抬起来了，它可能是一个全球市场的结果。但我们的消费品的价格CPI相对来说比较疲软，可能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恢复相对来说比较快，但我们的需求一直比较疲软，所以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多，我简单的说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很高，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比较低，这是我们的通胀的一个格局。
但这样的一个格局对我们的经济活动其实是负面影响的，因为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中下游的制造业，面对很高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投入品的成本上升是很快的，但是消费者价格一直上不来，意味着你的产出品价格没有太大幅度的上升，各位做企业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实际上高的PPI和低的CPI两个挤在一起，对于很多企业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利润空间受到很明显的挤压，这样的一些因素确实也导致了我们去年经济活动变得比较疲软，所以说预期在下降，需求在收缩，供给受到了冲击，这是我觉得一个方面的因素。
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这可能是原来没有预料到的，我们去年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的政策，这些结构性的政策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我们对平台经济的治理，教培行业的整顿，对房地产泡沫的管控，能耗双控，碳排放这样的一些目标，再加上共同富裕的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当然都是好的政策，都是为了提升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所必须要采取的。但客观地来说，确实也在执行当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我引用中财办韩文秀主任的话说，出现了长期政策短期化和系统性战略碎片化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多政策本来是应该做的，但可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力度没有把握好，或在长短期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最后导致的结果。
第一，在短期内造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平台经济要不要治理？当然要治理，但是因为我们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运动式的监管、竞争性的监管，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对这个行业的经济活动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其他的一些领域这些问题也有，就是也可能本来的初衷是为了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加健康，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对经济下行比较大的压力。
还有一个我听说的，我自己没有第一手的经验。我听说有一些部门，有一些地方，因为我们去年提出了要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有一些官员就提出来要开始控制那些排放比较高的行业，甚至企业的生产。这个就会直接在短期内导致对我们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这个政策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现在明确提出来政策要纠偏，纠偏的意思是说本来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最后也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事实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协调不好，政策之间协调不好，长短期的效应的控制不好，甚至有一些政策本身的力度在掌握上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去年如果说经济出现明显的下行的压力，或者经济比较疲软，一个是确实有一些短期性的政策，短期性经济的因素，我前面讨论的，同时我们有一些政策，原来没有预料到最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看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并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经济增长持续下行，这是我们过去十几年一直在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看最新一轮的增长下行，其实是从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开始。大家都记得我们有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在2008年12月份，在第四季度我记得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最后要推出一个四万亿的刺激政策，那个政策的背景大家都应该了解，当时全球危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所以最后决策决定做一个比较大的“一揽子”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应该说对于稳住经济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2009年第一季度还是比较疲软，到第二季度开始明显回升，到2010年我们的GDP增长又回到了10%以上，所以这个刺激政策对稳住短期增长效果非常明显。
但是有点遗憾的是，2010年就是我们过去十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最高点，从那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增长速度直线的往下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说增长要低于8%的话是不是会出大问题，后来就担心低于7%，到了去年第三季度的时候我们这个数字就低于5%了。那么这里头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但总体一个观察就是增长速度确实一直在往下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标题说后高增长期的增长，我们其实可能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现在看来低于8%也没有出大问题，但是问题是有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第一是它为什么会持续的往下走，而且掉的是非常快的。到2010年全球危机之前，我们的GDP增长速度都还是在接近10%的水平，但是一路直线往下走，现在到底低在什么地方？事实上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是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在增长速度在不断往下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人均GDP在不断地往上走，中国在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1980年我们当时的人均GDP大概200美金。200美金是什么概念？200美金当时在全世界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确实我们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么到了今天，我们2021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2020年的数据是10500美金，从200美金到10500美金这就是我们40几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个是什么概念？世界银行有一个高收入经济的最低门槛，是12600美金，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是10500美金，假如说我们的名义GDP、人均GDP在2021年的时候继续上升了七八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到去年，我们已经远远过了一万一千五百美金，离高收入经济已经是一步之遥，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然后面我会讲，收入水平提高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但同时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从人均GDP200美金到现在10000多美金，也同时意味着我们的成本水平在不断提高。过去只有两百美金的时候，你不管生产什么东西，你只要能生产出来，你就是能赚钱的。只要质量不是特别差，就是所谓的低成本的优势。现在低成本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是我觉得现在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增长速度在下降，人均收入在提高，这看起来也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国家最后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我们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只要你有能力组织你的生产活动，你就可以实现比较快的经济增长。但随着你越来越逼近经济前沿，你的增长速度就会越来越慢，这是全世界平均来看都是这样的，我说的是平均，当然不是每一个国家，有的国家很穷，有非洲一些国家还没有很快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门槛你才能发展经济。那么一般而言，增长速度和你的发展水平是成反比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当然这里头有一个值得讨论的是，是不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滑的速度超过了一般平均其他国家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下的太快了，下的太快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的。
总之，我们看到的高增长其实似乎已经真的过去了，但是更令我们担忧的还不是增长速度的下行，而是生产率的不断往下走。这是之前的报告叫总要素生产率，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来衡量总体经济的效率，总体经济的效率就是一个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全球危机以前，我们国家的总要素生产率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每年有2-6%之间的这样一个平均百分之三四左右的增长，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表现。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全球危机以后，这个数字已经进入了明显的是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指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来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而且我们的效率在不断地下降，这是我觉得将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效率的持续下降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增长还能不能持续，影响到我们的投资能不能有好的回报，甚至我们将来还有没有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要关心增长速度的下行，但是更要关注我们的生产率的下行，尤其是持续的负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未来30年我国经济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我刚才说的增长速度往下走和生产率往下走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在过去十年到底出现了什么样新的变化，为什么过去的增长还是比较平稳的，但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北大国发院和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前几年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个课题研究叫“中国2049”，它的背景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现在正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就是2021年党的100周年，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应该说是在去年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是到2049年，就是我们国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我们这个研究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简单的说，我们确实发现中国经济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有相当一些变化确实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前面40年的改革开放的经历和从现在开始再往前走30年这个经历可能在很多方面是会不一样的，最重要的差异我们列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其实跟刚才讲的人均收入增长有关系，原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没有了，现在很快就要进入一个高收入经济的门槛，我们的成本水平已经从200美金到10000多美金，这个对于经济发展的模式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过去可以是这种低成本的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各位做企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我们原来早期的时候在长三角、珠三角有很多企业，生产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技术很简单，附加值很低，但是因为当时就有市场，而且成本很低，只要你能生产出来成本足够低，肯定能卖得出去。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出口、扩张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就是倚仗着我们有能力生产而且成本足够低，然后就扩大了我们国外的市场。这个故事已经过去，而且这个故事为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当成本水平这么高以后，下一步继续怎么保持持续的增长。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是依靠农民工进城就可以扩张你的工厂，所以因为有无数个农民工要到城里面来打工，所以就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在很长时间内农民工的工资不怎么长，原因很简单，你要不想干，有很多人愿意干你的活，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农民工的工资涨的非常多了，你还想再生产同样一个产品就不行了，所以简单的一句话说，人均收入从低收入到了中高收入很快变成高收入，对于我们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增长模式要转变，过去低成本优势已经没有了，将来要靠创新，要靠产业升级，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在经济政策讨论里头经常用一个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就是绝大部分国家都有能力从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但是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能力从中等收入变为高收入经济。世界银行曾经有一组数据在1960年的时候全球有101个国家是中等收入经济，过了50年以后，再去看这101个国家，发现只有13个经济变成了高收入经济，其中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和欧洲南欧有几个经济，剩下88个经济体在50年半个世纪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甚至有一部分变成了低收入经济，这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不容易的。背后的最根本的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创新，如果你不能创新你还是在生产原来低成本的东西你就没有竞争力，你的业务就做不下去的，你就关门，你的经济就很难增长，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当然我刚才说这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进入高收入门槛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我们和欧美高收入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赶超，有没有能力创新，有没有能力产业升级，这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说我们到了高收入门槛就结束了，而这样的挑战其实是刚刚开始，这是我们未来三十年必须要应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讲叫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总人口当中劳动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那我们在从大概80年代开始到2010年大概这么二三十年间，其实一直我们的劳动人口的占比在上升，也就是说，总体的人口的生产率是在提高的。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获益，经济增长一直是非常快的，但是大概在十年不到一点之前已经过了一个拐点。今天我们的人口大体的数据是每年我们的劳动人口减少500万，老年人口每年增加1200万，这样的一个变化不仅仅是我们人口红利没有了，老龄化实际上使得我们的负担变得更重，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举个例子说，我们的消费需求可能就会减少、变弱，我们的劳动供给就会减少，但是对于医疗、养老这些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在一些国家，因为老龄化走得非常快，最后就导致经济活动就非常的疲软，甚至经济增长就停顿了，是这样的一些现象。
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老龄化本身不见得增长就不行了，甚至有的学者提出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就是进入了老龄化之后，虽然人员的平均年龄提高了，但是可能有更多的资源帮助年轻人来提高他的人力资本，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有很多新的经济活动的需求，实际上可以催生很多新的经济活动，甚至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许可以部分帮助我们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结果。因为人口老龄化最大的问题是劳动供给不足了，现在如果能用机器人来替代部分劳动，那就起码这个问题部分是可以缓解的，但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帮助我们缓解，而且如果我们都是有机器人在劳动，将来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分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现在不知道，总之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过去是全球化，现在似乎是进入逆全球化的时代，有的专家不太喜欢用逆全球化的词句，他们觉得不是逆，但全球化政策出现变化，总之有一点大家会同意，我们的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投资体系不再像过去四十年那么开放自由。我们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全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全球化，所以我们也是身逢其时，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的这趟列车。最后你去看我们当时经济增长有很多原因推动经济增长，从国际的经济的因素来说这是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出口扩张，一个就是我们的外国直接投资进来。外国直接投资到中国来办工厂，带来技术，创造就业，推动我们的经济活动活跃，很多产品生产完了就直接卖到国际市场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两头在外我们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但这样的一个体系现在就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当然各个国家全球化政策出现一些反复各有各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去四十几年时间，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国经济，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在我们国际经济学讨论里头，我们说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跟人口数量和国土规模没有关系，它判断的是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在国际市场上调整它的供求关系的时候会不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影响。
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国经济。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中国买什么什么就变得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变得很便宜了，你的体量太大了，你只要增加一点供给和需求这个市场就跟着变化，当然这对其他国家调整的成本就会提高，所以会有一些国家结构调整的挑战就会变得更高，甚至引发一些政治、经济问题。
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环境而言，还是因为我们中国本身的体量发生了改变，都意味着我们还像过去四十年、三十年那样的依靠对外的高速的增长的出口，或者是大量的对内的直接投资的增长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了。那已经不可能了，下一步能靠什么，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政府提出来的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你还是像过去那样的靠别的国家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难。如果不能靠他了会怎么样，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我们经常分析经济学，大家可能听说过经济学家喜欢说经济当中“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无非就是投资、出口、消费。我们过去的情况，在很长时期内就是两驾马车，投资和出口，我们的消费相对是比较疲软的，当然消费也在增长，但是消费在GDP当中的比重，中国今天大概是55%左右。世界很多国家，比如印度、日本都是在70%多，英国和美国是在80%多，就意味着我们和平均其实是有差异的。
消费疲软这个我们在学界是有很多争论的，包括我们院里头有很多老师有争论的，到底现在要不要靠消费来支持增长，有的认为我们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靠出口、靠投资来拉动增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靠消费，我们有的老师说靠消费怎么行，消费就是吃掉了，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靠吃掉拉动经济增长都发生了金融危机，美国就是一个情况，不储蓄、不投资最后经济搞不下去了。
我不想在不同的观点之间站队，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为了经济持续发展，消费投资之间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可能是必要的。
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投资，当然没有增长了，不会有技术进步、资本的积累，你需要做投资。你很多钱做了投资它可能也会导致几个问题。什么问题？今天的投资明天就变成产能它要生产，如果生产出来总是没有很多人去消费，那最后会变成什么？变成过剩产能，如果都是过剩产能投资回报就拿不回来，你这个生产设备也就很难持续，所以消费和投资之间需要有一定的比例，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就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但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消费要强劲，我们都知道，发展经济归根结底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们使劲的生产但是不消费，这个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很强的消费，最后投资的效率就会变得越来越低，回报越来越低，经济增长就很难持续，这是我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说那我们中国过去就是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都搞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都没问题，为什么你今天就觉得不行了呢？我觉得这个和我刚才讲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三十多年我们一直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出现很多的过剩产能，如果各位关心行业政策，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有很多过剩产能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国家发改委每年年初都会发一个文件说今年在这个领域、这个领域、这个领域过剩产能可能比较多让大家小心不要去做投资。而且，当时我有一个说法就是过剩产能是年年治理年年有，反正就是不断地治理，一直有。当然发改委也有不靠谱的时候，觉得产能太多了，它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不是很准确，去年我们碰到一些电脑拉闸限电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就碰到一次，中国加入WTO以后，你们都太年轻没有印象，大概20年之前，当时是出现过一次拉闸限电，后来回想起来为什么拉闸限电，因为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的决策部门认为我们国家的电力设备已经太多了，所以就五年没有披新的发电的项目上来，因为觉得太多了，没有预料中国一加入到WTO产业一起来对电的需求一下就增加了，所以最后意想不到当时出现了电荒，这是当时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当然这不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当时确实是有一些过剩产能的问题，但是过剩产能没有成为妨碍我们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在于我们的很多产能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去了，本来每年投资就形成产能，第二年就要开始生产，但是我们的消费比较疲软，需求不是很强劲，这样就会形成很多过剩的产品，但是当时的有利条件就是国际市场是很开放的。我们把很多产品都出口到国际市场去，所以你去看我们过去三十年如果把我们国家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画在一张图上，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像一个镜子的两面，我们的贸易顺差越来越高，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高，当然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中美的故事，但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靠投资一直能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很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大量的出口消化了国内可能本来要出现的这些过剩的产能，但这个故事今天已经持续不下去了。
我们现在无法再靠国际市场来消化我们国内的产品，这是为什么一定程度的消费变得必不可少，如果现在还是没有比较强劲的消费，我将来的经济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这是对我们经济结构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所以我自己的解读，国内经济大循环、国内国际两个经济循环相互合作，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引用刚才我讲的大的环境的变化，很难再继续靠国外的需求来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所以国内的需求变得很重要。
但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国内需求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供给的问题，所谓循环，循环肯定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需求方面现在主要就是消费需求能不能起来，供给方面是什么故事？你的创新，你的产品能不能持续往上走，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如果两个真正能循环起来，那么我们的经济还能持续的增长。我乐观的看，把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做好，将来我们可以带很多国家一起循环。就像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我们当时是跟着别人跑，我们跟着欧美跑，他们的市场开放，他们的经济比较成熟，他们使劲的往前跑，我们是一个低收入经济，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但是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应该说是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循环好了，说不定将来我们可以变成我们国际经济大循环很重要的一部分，带动其他经济一起增长。
那么这是第三个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政策的改变，确实要求我们的经济政策，要求我们的国内经济局面，包括将来我们企业家的很多目标市场要发生改变，这个其实在过去十年已经看到很多改变，我们看北方、南方很多地方的经济不太一样。有一点发现非常有意思，凡是现在经济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很多都是因为原来都是主攻出口市场，现在把重点转到国内市场，转得比较快的，经济转型相对比较成功。
最后一点简单说一下，就是从过去的这种环境污染到现在碳中和环境保护，这个对我们的生产经济结构也都会带来很多的变化，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四个方面的变化，不是说从去年2021年才开始的，其实在几年前很多变化已经开始了，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打贸易战，从2018年年初开始，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从2012年、2013年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我们人均收入的提升，大概真正快速上升是在全球危机以后，因为在全球危机的前面一年2007年我们的人均GDP还是2600美金，2600美金还是属于中低收入水平，但是一过了全球危机以后，我们的人均GDP直线上升，如果大家了解我们一些企业的状况，大家都应该有印象。
当时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应该说是一片非常困难企业，原来都是属于低端制造业的出口品的生产者，但是随着我们的成本的上升，同时因为全球危机以后，全球的需求就变得比较疲软，很多企业变得很困难。但是乐观的地方是，因为我是浙江，我经常回去看，曾经有一阵大概就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很多企业都非常困难，一片一片的倒闭，但现在你去看很多企业都出来了，所以我确实总结一下，我发现，凡是企业家很活跃的地方，凡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的地方，即便他遇到很大的困难，他都很容易挺过来，他最后都活过来了，你现在过去看，经济都是生机勃勃的。
在七八年前一看好像都觉得没有希望了，一大片一大片的企业倒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给我们的教训，就下一步怎么走，我刚才讲的是很具体的东西，消费怎么做，创新怎么做，但根本从后面我们会讨论，就是其实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帮助我们经济更好的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政策对于经济变化的影响
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要理解，我们从政策层面发生的一些变化，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导致我们的经济出现比较大的结构型新调整，有一些变化可能是必须会发生的，但有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的一些政策，使得调整的过程变得更平和，或者更不稳定。那么这是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变化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今天要重点介绍两位陕西的经济学家对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影响。
宋国青老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宋国青老师是关中平原的，宋老师是我们国发院的一个老师，以前在上大学以前当过生产队长，自学了经济学，原来是学地质的，为什么我对它的研究印象深刻呢？1987年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1986年我跟当时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两位处长一起带我到河南新乡调研，调研什么呢？当时的粮食统供统销制度，这个估计听说过的人很少，实际简单说就是政府在农村直接向农民按照政府收购价，按照配额来收购粮食，然后在城市里头卖粮食。
这个收购价和销售价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收购多少也是政府说的算的，农民就完成这个任务。一开始收购价比销售价要低一点，因为中间有一些运输、加工、储存成本，所以政府相当于粮食部门也不赚钱，在农村买了粮食运到城市加工过来卖给消费者和企业，这样的一套机制。但是我毕业的时候，1987年我毕业，1986年我们去调研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农村改革开始以后，大家都听说过大包干，家庭承包责任制，其实还有一个改革举措在当时做的，就是不断地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因为要激励农民更多的生产粮食，但是收购价格越来越提高，销售价格提不上去，销售价格提不上去的原因就是80年代中的时候我们城市改革还没开始，维迎老师当时在提干所，我们城市改革是比较滞后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没涨起来，政府就不敢提其他的销售价格，最后导致购销价格变成了倒挂了，农村收购的价格比城里的收购价格还高，我简单来说，我去河南新乡跟着两个处长调研就是要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地方政府的负担这么重，而且这个负担变得越来越重，其实变成地方政府比较沉重的负担影响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跟着两位处长在河南新乡调研了两天，结束了以后吃完晚饭他们把我们送上火车，当时是一个晚上的火车，从新乡到北京吃完晚饭上火车，第二早晨大概6点左右到北京，我们吃完晚饭上了火车，他们两个人，我记得他们两个都抽烟，然后在硬卧旁边他们坐在两个小桌子旁边跟我说，我那时候还是人大的研究生，我第二年才毕业，他说你回去写这个报告，我说我也不会写，因为我就跟着他们跑一趟，他说我们可以告诉你怎么写这个报告，就告诉我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写什么，大概写这样的一个报告，而且这个报告最后写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交给谁了，最后总之是中央批准了我们到河南新乡搞了一个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所以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着我们处长一起到河南新乡呆了很长时间，他们在告诉我怎么写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你回去先这个报告以前，你先把一个叫宋国青写的文章看三遍再开始动手写你的报告，我回去就把宋老师的文章拿出来了，这个故事有点长，我简单说一句，统购统销就是政府在农村买粮食，在城里面卖粮食。
大家想想政府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有很多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粮食是战略产品，完全让自由市场来调解不靠谱，人没饭吃这个要出大问题的，所以政府来管理比较好。宋老师的思路给我一个巨大的启发，后来我们的改革方案其实也是从这上面出来的，他简单的一句话所谓的统购统销其实就是一种农业税，简单说是什么意思？政府为什么要在农村低价收购粮食然后在城里头低价销售粮食，其实就是向农民增收农业税，因为你只要收购价格低到特别低，远远低于市场价格，那不就是对农民收税。为了保证变现的农业税能落实下去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我就不展开来说了，不能让农民到自由市场去卖，甚至都不能让他自己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但简单的一句话说，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其实就是为了从农民手上获取一笔资金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因为你把粮食卖给城里头的居民，卖给粮食加工厂都是低成本，相当于不就是农民补贴的那个工厂，对吧？而你只是没有通过收税的办法去增收这样的一个税收，一般来说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它要搞大的基建，要搞大的项目，搞大的工业化的进程，它最简单的办法用钱，就是增税，对吧？当然也可以借钱，当时就没有这个渠道，就是主要是增税。
但是我们没有增税，但实际上是通过统购统销这样的一些办法，实际上从农民的手上拿了一笔钱补贴了城市工业，而且可以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城市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当然结构上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统购统销。
我是2009年到北大来的，我到北大来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我当时看到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觉得你看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析，有的很乐观，有的很悲观。我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所谓的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你看中国经济当中，即便是十年前我觉得都可以这样说，大多数产品的市场基本上都已经放开来了，就是你想一想农产品制造业产品、服务业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由市场来调节，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要素投入品的市场，主要当然是资本、土地、能源这些市场，你会发现政府的干预是很多的。这其中有一点不是特别清晰的就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政府是不去干预它的工资水平的决定，基本上不决定，但是它在有一些户口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还是分割比较严重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农民工到城里头工作二十年它只要没有户口，它享受的这些待遇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改革改了几十年，最后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独特的现象就是，一边市场几乎都放开来了，我们今天连粮食都放开了，我们过去认为很难放开的产品都放开了，另外一边有很多没放开来了，为什么？而且是很普遍的这种干预，我其实就是想到宋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政府为什么既然是做市场化的改革，他为什么要不断地去干预这样的一些要素市场，我一会儿要讲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干预更是普遍的。
那么我从宋老师的分析，就是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其实是一种变向的农业税。第二个我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是什么，其实就是对储蓄人的一种增税，我们知道把贷款利率压得很低，把它压得很低，实际上把粮价压得很低是一个道理。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金融体系是很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老百姓，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为主，我们所有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银行把贷款主要给了谁？在很长时期内，大量的资金是配给了国有企业，起码它的这个比例，国有企业在总贷款当中的比例是远远高于它在产出当中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它在配置当中是明显偏好国企的，这就其实很有意思，能源土地都是一样的，当然后来的外资企业也享受的同样的补贴，甚至你只要规模足够大民营企业也可以享受一样的补贴。我想说的是要素市场扭曲从本质上来说我接受了宋老师的理解他也是一种变向的增税，它实际上是变向的补贴，通过压低你要素的成本，比如说我们能源很便宜，大量的配置给了一些企业，那实际上就相当于企业是获得了变向的补贴的。或者我们用外资企业来做这个例子，大家就更容易理解，外资企业当时到中国来投资，政府会给它各种优惠，免税，保证给它低息贷款，所有这些不就是给它变向的补贴吗？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那么所以这是我前面的半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一半就是要素市场的扭曲，就是一种变向的补贴。
后面的半个故事就是，那为什么政府吃饱了没事干，干预这么多的市场呢？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故事，他觉得就是不放心市场，就像有的人说政府为什么搞统购统销就是对粮食市场不放心，他就要干，我觉得有很多原因，最后我找到了一些解释。
我觉得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维迎老师说的“双轨制改革”，“双轨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当然维迎老师过去讲的“双轨制改革”是价格改革，但理念上是一样的，计划价格一轨，市场价格一轨，通过市场价格不断地波动，计划价格跟着调整，最后走向一个市场。那么从另外一个维度我们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双轨制，国企一轨，非国企一轨，国企一轨把国企持续的保留下去，但是我给非国企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调整，所以我在改革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国企并没有被消灭掉，但是我的民企和外资企业确实是在快速的扩张，和我们这种做法相对的就是前苏联东欧的做法，很多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当时的想法既然你要解决过渡，你就要把过去老一套的东西全部取消掉，所以他们做的就是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国企都给私有化了，很多相当一部分就关了门了，对吧？关掉了有很多私业，造成了很多市场的波动。
我们走的这个路不太一样，我们走的路是双轨制，双轨制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保证你平稳的过渡，因为你一放开来这个市场机制作用了，能不能作用其实是不太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双轨制本身可能有很多务实的成分在这里头，其实就是帮助你过渡同样走向同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能尽量让你变得相对来说更加平稳一些，而不是说我今天首先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给关掉了，明天都变成民营企业，因为市场机制的建立它是需要有时间的，不是说我今天关掉了，明天醒来市场机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为什么政府干预要素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的理解双轨制就是由国企一轨，民企一轨，为什么要保留我的国企，那么有很多理由了，我可以从政治、社会的理由，但我觉得从平稳过渡的角度来说就不希望大的动荡，使得过渡变得更加平稳，你要保留它希望它持续的运营下去。当然希望是如果民企和外企增长会更快，那么你会看到将来经济当中相对比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几乎到了一个市场经济了，这是我们理想的状态。
但是在短期来看确实是能保证我们一个平稳的过渡，但这样的平稳的过渡有一个问题，就是国企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效率比较低，但是你不想把它全关掉，你就希望它保留，甚至在一些领域你认为它很重要，效率比较低就让它持续运行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它补贴，给它钱让它可以生存下去，否则的话它很快就被挤掉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在那段时间没有财政能力，我们采取的办法其实我的理解就是相当于宋老师说的统购统销在当时的粮食系统支持城市的工业化，我们的要素市场的扭曲在相当程度上，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动机，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支持我们的双轨制的平稳的过渡，这是我的解读。
所以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决定了，就意味着政府要想一些办法维持这个平稳过渡，而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的是政府对于一系列的要素市场的干预，这种要素市场的干预其实就相当于对于这一些大企业国有企业的变向的补贴，这种补贴的结果，那么补贴当然是会有成本的，但是这个补贴它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
这是我在2009年-2011年做的一些研究，我在上面贴了两张照片，这是世界银行在曾经做了一个叫中国2030年的报告，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报告，在其中它提到了当时我们做的一些研究，这个里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政府普遍的干预要素市场，从最初的动机来说它其实是相当于是变向的补贴国有企业，但最终的结果是通过大幅度的压低资金的成本，甚至土地使用的成本，甚至是能源的成本，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是在不断地补贴生产者出口商和投资者。因为他们使用这些要素的时候，成本是偏低的，这个成本的偏低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些变向的补贴，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改革开放起码头三十年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活跃，但同时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因为你有变向的补贴，如果你是一个出口商，你的资金成本是比较低的，你用的土地成本是比较低的，我说土地的时候，我不是说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我是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去办一个厂，这个土地使用费是很便宜的，各地政府都帮你竞争。前几年的故事，富士康到河南去办厂，河南政府不但提供土地给它，把厂房建好了，还帮着你招工作，这个和我刚才说的故事是一样的，所以它想要经济活动，提供变向的补贴，变向的补贴你的出口竞争力就会变得更强，当然我并不是说没有这些我们的出口不行，我们的出口可能也好，但可能变得更强，投资也是一样的，你的投资回报就显得更高了，所以投资在很长时期内是很难控制住的。
这时候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头三十年出现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增长非常的强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结构失衡是很严重的，严重到我记得当时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话，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平衡的，低效率从而不可持续的，你不可能老是靠很多的投资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它是不可持续，所以他一直想调这个结构，当然在那段时间进展也不是特别明显。这是我理解我们经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背景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些变化的，这是我在2012年的出的一个书，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研究，当时因为全球危机刚刚结束，中国的增长速度刚刚在往下走，大家都还不是很确定，我当时印象很深，经常有企业家朋友在当时问我说，政府什么时候能出手把增长又推回8%以上去，我当时给他们的回答是应该是很困难了。就是过去那样的经济一波动政府一出手增长又回到8%以上、10%左右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很难长期持续的，当然短期很难说就一定不会，但是从长期来说很难避免，原因就在于从我们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这种要素市场扭曲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局面。
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要素市场的扭曲，慢慢地就会消失。如果是这些要素市场的扭曲慢慢消失，其实有一些也不仅仅是政府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或者汇率的改革，其实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就使得我们很多的经济结构就发生了改变。我们大家都知道，劳动力市场就在那一段时间从原来的全球过剩走向了短缺，短缺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前面讲的，农民工的工资在城里头就起来了，原来是因为想要这个工作的人很多，所以你这个三千块钱给你，你要不想要想要的人多的是，你是没法跟老板讨价还价要工资，但现在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过去十年农民工的工资是涨了很多的，农民工工资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成本的要素开始发生改变，如果我前面讲的这个要素市场的扭曲慢慢减弱的话，我觉得我们过去的这种经济的状态，可能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当时把它称之为中国经济的下一场转型，这是十年前说的。
那么当时看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当时我们大概列了五六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认为增长减速这是一个趋势型的现象，它不是短期下去一下过一段时间又上来了，这可能是要持续的往下走。
第二收入分配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平衡一些，因为市场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时候对收入分配是很有利的，因为农民工是最低收入阶层，他们的幅度大幅度上升对收入分配是有利的。
第三个是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也会上升，所有的要素的成本上升了，当然尤其是我们将来如果消费变得更强劲，通胀的压力就会提高。
第四个是经济结构可能会变得更加平衡。刚才说的这种要素市场的扭曲，实际上是对生产者、对投资者、对出口商变向的补贴，使得这些活动的比重变得更高。那这些潜在的补贴取消了以后它的结构就会回归比较正常的状态。
最后一个就是产业升级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其实你看成本不断地上升，你当然不可能同样一个东西生产五年、十年、十五年，你必须是不断地更新往上走，这是我们十年前说的。
现在回过头再来看十年前说的这几条，我觉得增长速度再往下走这个是大概没什么争议，可能还要往下走。第二个是我觉得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结构已经变得很大平衡，这也是全球危机已经发生了的。第三产业升级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今天做企业还不能创新，还不能不断地产业升级，提升你的质量，你是很难保持持续的竞争力的。
有两点大概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收入分配是不是变得更加平等，收入分配在这中间是出现过一些改善，但是最近又变得不太好，所以总体上来说效果不是很明显，收入分配上面还没有特别显著的改变。那么从这一点我觉得也能理解现在政府提出来要走共同富裕的这个道路，其实一个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平等了。
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可能完全出乎我当时意料的是原来以为成本不断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总是会上升，但我们应该说到现在为止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没有特别大的上升，当然可能认为我们一方面的消费需求还不够强劲，在经济当中我们的产出缺口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没有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大的结构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早期的经济成功称作为一种经济奇迹的话，如果是经济奇迹可能是不可持续的，它这个该过去的肯定就要过去，我们现在所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走向常规发展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在这个走向常规发展的过程当中，会使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扭曲，会使得我们这个波动调整区间会波动更大一些，这是我们应该有所预期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讲的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金融的责任
那么对金融来说，这就意味着什么？当然金融也会有很多相应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讲的从双轨制到不对称的市场化这是我的理解，因为有的不对称的市场化，所以我们的金融体系当中的一些政策性的干预，也就是比较容易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去干预金融体系，当然有很多理由。其实这三步在逻辑上是一步一环套着一环，因为有了第一步需要第二步，有了第二步第三步就随之推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金融体系今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说我们金融体系是什么样之前，先看一下我们在改革初期，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金融体系其实就一家机构，就中国人民银行。换句话说当时没什么金融，道理很简单，就是搞计划经济，资金的调配基本上就是有国家计划来施行，所以对金融中介的需求非常少，所以没有什么金融机构。决定我们要搞经济建设，后来开始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今天来看已经相对比较完整了，但这个金融体系如果和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做一个对比的话，还是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特点的，我简单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方面规模比较大，这个就不展开来说了，无论是看总的资产的规模、金融体系的规模，一些金融机构的规模，包括股市、债市在全世界的市值当中的比重，这都是已经名列前茅了，就是说我们的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了，机构的数量也非常多。
第二个管制比较多。管制比较多就是政府对于金融体系运行各个方面的干预还是比较普遍的，那所谓的干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银行不能完全自由决定存贷款利率、汇率，央行还是有一些干预的。那么加上我们资金配置，金融机构在配置资金的时候它要受政府的一些引导，包括跨境资本流动，再加上大部分大型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有政府管理的，所以各个方面来看，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干预还是比较多。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四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做得很大，但市场机制没有真正在开始发挥作用，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监管相对比较弱。所谓的监管比较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套监管体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一行两会”，再加上一个外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等等，我们的体系也是比较完备的，我们有监管框架，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有监管的一些工具，一些规则。几乎跟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一些机构去做一个对比，他们有的我们基本上也都有了，所以应该说这个框架是搭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的监管一些的效能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后面我会讲，我们这些年出了很多金融风险，说明我们的这一套体系在识别风险和化解风险方面还是有很多短板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金融稳定的手段很简单就是两条。第一是政府兜底，第二是持续的高增长，持续的高增长的好处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只要经济持续高增长，化解问题是容易的。
第二个就是政府兜底，出了问题政府就说我兜着，只要政府兜着就不会放大，不会形成大的系统性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银行平均的不良资产的比率超过了30%，但是没有发生银行危机，原因在于都是政府的影响，只要政府不倒台银行是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一般银行要是不良率到10%左右那基本上很难活下去了，我们这个30%、40%有一家大型商业银行不良率是超过一半的，一半的账是坏账，但也没有被击垮，在一段时间内方法是有效的，就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当然现在就很难持续下去，如果像靠政府持续的兜底也兜不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而且将来会引发道德风险。
如果金融机构都知道，如果我出了问题，总是有大老板来给我兜底，就不会认真的管理风险，这些问题将来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最近这几年金融风险在频频的发生，甚至是在一些主要的能发生金融风险的领域都已经发生过金融风险了。
那么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一般来说我们把金融体系分成两类，一类是市场主导，一类是银行主导，市场主导就是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中介当中的重要性很高，另外一类银行主导，就是德国和日本，德国和日本它的主要是银行主导，我们也是银行主导，我们银行在总的金融中介当中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这是我们经过四十几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新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和国际上的一些体系比还是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征的，非常有意思的特征的。规模很大，但是政府干预还比较多，监管没有真正发挥识别风险、化解风险的作用，同时我们这样的一个体系还是银行为主的。
刚才说的管制比较多，我们叫金融抑制指数，金融抑制指数的意思就是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我简单用一个数字来表明我们为什么说现在还比较高，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指数在2018年一共有130个国家，我们有金融抑制的指数，这个金融抑制的指数越高表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度越高，2018年有130个国家有金融抑制指数，在这130个国家当中，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排在第14，所以说明经过40多年的改革以后，我们的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在全世界而言都算是排得比较前面的。
这样的一套体系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如果对它做一个评价，如果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四点听起来好像不是非常理想，感觉管制很多，监管也不怎么起作用，然后银行主导，规模很大，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现在有很多人对规模有很多批评，批评说金融做的太大了，有各种问题。
听起来好像有各种问题，但事实上我觉得对于支持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和稳定，实际效果可能还是可以的，我们不需要展开来看，我们就用金融抑制这个指数来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就发现在80年代、90年代这样的一个效应是正面的效应。进入本世纪以后效应就变成负的了，这上面因为是一个金融抑制指数，所以这个上面说的就是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把金融抑制指数降到0，也就是说完全市场化了，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会发现80年代、90年代它的影响反而是负的，也就是说你全放开了，也许经济增长反而会下降，但是到进入新世纪以后，如果我们把指数降到0，经济增长会有增长的。
这个我们刚开始做了之后感觉有一点比较奇怪，因为我们一般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它肯定是会降低效率，会遏制金融发展，所以对增加和稳定不利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最后我们做总结就是同样的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它可能是有两面性的影响。那么在经济学里，后来我们找到了叫两种效应，一种叫麦金农效应，一个是斯蒂利茨效应。
麦金农效应，麦金农就是斯坦福大学原来的教授，金融抑制这个名词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他认为金融抑制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次金融体系的发展，所以对增长肯定是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一般主流传统的想法。
还有第二种想法就是斯蒂利茨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而且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的研究切入点发现在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发现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原来没那么多，现在老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觉得跟全球化有关，到了上世纪最后20年这些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走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金融的国际化，就是放开。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投资和贸易一样的，就把它放开来了，这是当时的大趋势，但是与此同时观察到的就是这些放开来的经济其实很多都发生了金融危机。
所以他的结论意思就是说放开可能是好的，但是你要注意到放开来也会造成一些波动的增加，如果正当的增长你管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很负面的事件。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比较好理解，我们知道资本项目的开发，就是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动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随便可以到国外去做投资，去发债，外国机构和个人可以随便到中国来投资、来发债，或者融资。这样的跨境的资本流动放开来是好还是不好？从简单的效率的角度来分析，那当然是好的。如果我可以到国外去投资，那我当然也可以在国内投资，但起码我有更多的选择，如果那个地方回报更高我到哪儿去投资，如果我在融资我也可以选择国内融、国外融，哪的成本低就去哪融，所以最终看起来是提供了一种选择把它放开来，对效率提升，对回报提升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我们知道跨境资本流动如果一旦活跃起来，它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金融体系的震荡，在金融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叫投资者情绪。投资者情绪有的时候它的市场的波动会超过一般的我们这种产品市场的波动，就是感觉如果大家预期这个产品的价格，这个资产价格要涨，大家都会去买。如果大家预期这个资产价格要跌大家都会跑，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超调。金融危机其实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一家银行本来还不错，但是听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开始恐慌，恐慌就出现挤兑，挤兑的意思很多人都想把他的钱取出来，就怕落在别人的后头，每个人都想跑在别人的前面，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家好银行也很容易被你给击垮，1907年的时候，在美国华尔街发生了一场大的金融危机，最初就是这个原因，一个小皮匠到银行去取钱，银行说今天现金没有了，你明天再取，他回家跟朋友们一说，朋友们都紧张了说这银行是不是没钱了，第二天排队去挤兑了，很快就挤兑掉了。金融领域就是看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成熟市场机制和一个很好的监管框架，放开来，放得不好就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跨境资本流动延伸开来讨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放开来很可能对于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甚至对于金融稳定也是有利的，我前面讲的及如果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银行都已经做了产权改革、政府都不再给它兜底，而且完全有市场机制来决定，我猜测1997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发生了银行危机。如果我们当时的资本项目是开放的，我相信我们可能也发生了我们的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所以这两个要合在一起来看，政府的政策怎么调整，确实需要一方面考虑效率一方面考虑稳定的问题，所以我对我们的金融改革政策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实际上是要平衡效率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的分析的结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十年，这样的一套做法似乎效果还不错。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觉得银行的资金配置效率不太好，但银行的有效性很高的，今天有能把钱存到银行，明天就能把它变成投资，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转换过程。但也可能它资金配置不是配到了最好、最高效的地方，但起码它对于支持增长是有的，效率损失也是有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合起来看。
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过去政府确实有不少干预，但是干预似乎没有真正妨碍我们的经济增长，不然的话我们也很难实现头三十年9.8%的年均GDP的增长。但是这里头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解读，我们不能简单说干预就是好的，但它就具体的情况来看，第一金融抑制虽然有，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不是过去一种计划经济的情况下的管制，这是第一。
第二，虽然我们的金融抑制的程度现在还比较高，但是和七八年的情况相比还是在不断地降低的，说明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还在提高，只是提高的速度比较慢。
第三，就是刚刚讲的，虽然我们的一些干预会降低效率，但是它的金融体系在把储蓄转化成投资的过程当中的有效性还是非常高的。
第四，我们最早金融体系也许效率不是很高，但是对于支持我们过去的这种主要是粗放式的经济扩张还是有用的。原因就在于，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些低端的制造业、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成本的制造业，它的技术、它的产品、它的管理、它的市场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对风险管理的要求也不是很高。看着一个比较靠谱的企业，人家能筹到钱，有技术招到人，能生产一般能卖得出去，成本很低，质量不是很差就是没有问题可以做得下去的。
最后一个就是政府干预有效率损失，但它确实也是支持了稳定。就是因为这些银行都是政府支持的，所以没有出现挤兑，如果是一些民营机构拥有的银行，我相信就被挤兑掉了。曾经当时也发生过一些地方信用社传出来一些谣言，村里人就去挤兑信用社了，这些情况也发生，最后也是通过央行的努力稳住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政府干预在过去确实还比较多，但从金融领域来看，到目前为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似乎它对于支持增长和支持稳定还是起了作用的，起码没有起明显的反作用，但是我们的最新的分析看到新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还想要用这样的一套方法继续支持我们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是没有可能，这个经济本身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对金融体系的抱怨很多，集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不断减弱，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系统性风险在不断上升，所以一方面是风险在上升，一方面是效率在下降，简单说就是这一套金融体系不行了，你必须要做大的改变，才有可能支持将来的经济增长。
我经常用的一个指标叫边际资本产出率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几个单位的资本投入，这个数字在全球危机以前2007年是3.5%，现在大概是接近7%，也就是说在过去十二三年时间，生产同样一个单独的GDP所需要的资本投入的数量已经翻了一番，那么这个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金融效率已经在明显的下降了。
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持续下去，最后最极端的结果是什么？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将来没有经济增长了，就是你不管投入多少资本它就没产出了，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同样的资本投入看到的GDP的产出的数量在不断地减少。如果这个不改变，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需要防范、需要关注的就是会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这样的担心。就是这条线如果持续的在往上走，走到极端就是你可以是一百个资本单位的资本投入才产出一个GDP增长，基本上你的经济很难有活力了，这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在过去似乎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必须要做大的改变才能继续支持我们往前走。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当然是系统性风险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更容易理解了，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大概都能看出来我们的金融体系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金融风险。
我们过去的这一套金融体系当中，2015年上半年我们的股市价格回调，2015年下半年我们的外汇市场的波动，2016年高杠杆成为比较普遍的担忧，2017年开始着手整治影子银行，2018年又开始关注这些地方政府负债的风险，2019年出现了一大批的中小银行的资产风险的上升。到了2020年我们所有的P2P的平台清零，去年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一些问题。今年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预测，最后当然仍然是不对的，作为经济学者我的预测基本上是不对的，去年年初我认为两个领域值得关注的。第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地方国企这个风险会上升，其实这个风险是上升的，但是没有明显的爆发。第二个我去年预测的是中小银行的不良率会明显的上升，原因就在于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疫情期间监管部门鼓励银行大量的发放中小企业的贷款，2020年年底的时候到15.5万亿，大概是同比增加了30%，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在银行做过的话，经济这么糟糕，但是信贷上升了30%，而且是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上升30%，这完全是很强的政策性的代入，不完全是一个商业性的代入。当然他们都在支持政府稳经济，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也是一个好事情，将来谁承担财务责任，将来有一些问题，我的担心是这里面有一部分肯定要出现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预期去年会出问题呢？因为一开始的政策15.5万亿的信贷，最后政府大概对7.7万亿的中小企业贷款执行了所谓的叫应延尽延，应续尽续，延到了2020年底，所以我觉得2021年可能会出现风险，后来又延到了去年的3月份，后来我说3月份可能会出问题，后来又延到了2021年的6月份，我说下半年会出问题，后来又延到了2021年的12月，我就不说会不会出问题了，听说又在继续往后延。背后的问题是说这个问题是可能有的，只是将来怎么处置的问题，我也不认为银行会发生危机，但是不良会上升将来是需要想办法去处置的。
也就是说金融风险已经变成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也就是反映了我前面讲的我们的很多金融的监管没有真正起到作用，几百家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问题，那肯定是说明我们监管没有把工作做好。所以在这个里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其实刚才还有一张图是讲我们的负债率已经比较高了，很多省份的利息开支比较高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将来都值得关注。
有效性下降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觉得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条，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发生改变，过去我们是这种粗放式的低成本优势的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过去这一套金融体系还可以。但现在我们要走向创新驱动性的增长，再靠我们过去一套金融体系就不太行了，前面讲的规模大的管制多的，银行为主的，其实在支持创新驱动性增长方面是有一点力不从心的，这个我们现在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其中一个具体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长期存在，一直有的，但为什么现在变得很突出？我觉得一个直接的触发因素是2016年当时去杠杆，当时去杠杆的时候很意外的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造成了比较大的挤压，所以曾经有一度就有人说是不是民营企业要退产了等等，但其实是对他们来说融资环境造成比较大的挤压。但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民营企业它本来就是比较分散，数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小，不确定性比较高，找到他们不容易，他们也缺乏那些必要的资质来融资，所以对他们融资就是很难。
第一，我们对于民营企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产权歧视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信贷人跟说我们不歧视民营企业，那为什么你的钱主要都去了国有企业？他说因为我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考虑，因为他说我把钱带给了国企，如果他坏掉了政府会给他注资重组，最后把钱给我还回来。如果我把同样的钱贷给了一家民营企业他做坏了就破产了，那这个钱就没有了。
所以从信贷员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中性的一个管理，但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不同的产权政府会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在资金配置当中平等的对待不同的产权所有制的企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政策一直是要求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但同时要求给他们降低融资成本，如果我说这个话各位如果是企业家的话，应该很反感我说下面的话。我认为要对民营企业增加融资，要提高它的融资成本才对。因为我们学金融的知道，金融的一个资本规则是你的资金成本要和你的风险程度相匹配，这样的业务才长期可持续，你让我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但同时要把利率不断地往下压，将来我不但不赚你钱，我将来要出大的风险。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监管不断的施加压力让金融机构降低金融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积极性的，因为将来实际上会出问题的，会出风险，我其实有点担心，这样的政策如果持续很长时间会不会将来会引发一些风险。
第三个、第四个就比较容易理解获客难，很难找到这些客户，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风控难，我们知道对融资业务来说把钱借出去是很容易的，把钱收回来是很难的，怎么把钱收回来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所以要做风控，一般银行做风控看什么办法，就是看财务数据，三张表，资产负债表、利润损益表、现金流表，银行信贷员三张表一看做一个净值调查，大致能判断，判断你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两个比较靠谱，将来借了你钱你会还回来，那就是皆大欢喜，如果没有财务数据怎么办？靠抵押资产，你把房子押给我，我把钱借给你，你要不还我就把你的房子处理了我就把钱收回来了，这也是风险管理的有效办法。
当然还有一些关系型贷款，这个就是信贷员跟踪这些企业家长期跟踪这些企业家，看他小的时候跟同学关系好不好，有没有偷过同学的橡皮，对父母孝不孝顺，这些看上去跟金融没关系，但是最终这个跟金融非常靠谱的，像关系型信贷是低于其他的银行贷款，它的缺点是什么呢？成本太高了，信贷员必须长期的全方位地跟踪这些企业家，对它里里外外都知道，然后你才能觉得这个人给它一笔贷款是靠谱的，实际上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确实也很难做，所以我们现在民营企业融资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改善对他们的融资。
应该说在“十三五”期间是有突破性的进展，有意思的是进展是发生在数字金融领域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而不是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原因就在于一个大科技平台建立起来以后首先解决了获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微信、支付宝每家都是有十亿左右的用户，所以很多人都在它的平台上，然后就给它做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去做分析，应该说走出了一条比较新的道路。
那么民营企业融资，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到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突出我觉得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民营经济在我们的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它实际上要求的融资的量的占比也越来越大，原来早期的时候他们也不怎么借钱，规模比较小实际就是辅助型的业务，但今天我们如果对这些民营企业还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作再做肯定是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因为我们经常听说的“56789”他们在经济当中的比重是非常高，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第二个当然同样的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创新驱动型的阶段，创新驱动型的增长谁是中国的创新的主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贡献70%以上的创新，外资企业贡献25%，国资贡献5%，所以可以看到民营企业不但创造很多就业支持我们的GDP增长，是创新的主力。如果我们的增长模式是创新驱动型的，我们今天如果还不能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的问题，金融服务的问题，创新会有问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对金融体系做一些构建，简单的说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就是走到现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我们的这一套金融体系也很多特点，但是效果还可以，但现在继续不下去了，继续不下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要改善我们金融服务的效率，第二个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这个底线，这是政府的决定里头有很多的体系，如果我们具体的工作来做，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就是改革，改革的意思就是要进一步的市场化，要解决市场化风险定价的问题，要解决市场化资金配置的问题，包括刚才讲的产权歧视，我觉得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会很难的。
第二个就是创新，金融要创新，支持经济活动的创新金融也要创新。刚才讲的数字金融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将来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在我们的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要提高，因为看国际金融体系的比较，一般发现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领先于国家的标配的，就是赶超国家更多是靠银行，我们将来更多要靠创新、资本市场要发挥很大的作用。但说实话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了三十几年还是很不令人满意的，无论是提供企业的融资、提供居民的投资渠道，还是说我们资本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三个方面应该来说都不是很合格的，所以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提升它的质量。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金融体系当中的银行。银行是占主导，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银行仍然会是中国经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怎么样通过银行本身的创新改革，让它来支持我们的经济活动，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么金融当然要进一步的开放，还有监管要改革，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来讲监管的问题，监管的问题我刚才前面讲的其实就是框架有了，机构有了，人有了，工具有了，规则有了，但是就是效果没有。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效果做了，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现在有关部门也在努力的化解这个问题，我的建议就是简单的来说就三条。
第一，把目标给搞清楚，监管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监管的目标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那实际上有的时候反而容易分散它的注意力，监管部门很简单，保障公平竞争，保住消费者利益支持金融稳定。
第二，要给监管部门一定的权限和权威性，有了目标以后就让他们去制定政策去实施这些规则，给他一定的相应的权限，甚至独立性。
第三，就是要问责。我觉得监管里头现在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经常是一出问题然后就把这些从业人员骂一顿，但实际上如果有一个机构出了问题我觉得是可以骂那个机构的，但是一大片机构出了问题，我觉得是要从规则上找原因的，我们经济学里头经常说的就是好的规则让坏人做好事，坏的规则让好人做坏事，如果一大批人都在做坏事，那说明规则出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确实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最后我做一个总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图，这是我们院里头开会的时候正在激烈的争论，实际上我给大家讲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金融的问题也好，经济转型的问题也好，从根本上回到我们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张老师和林老师有很多争论，在很多争论可以归结为最后政府和市场之间分工的问题，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重点有不太一样，就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个就是双轨制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过渡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大家都很少公开的讨论，但其实我们在提政策建议的时候经常会反映出来的，就是你认为双轨制好是因为管的好还是因为放得好，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有的认为是应该加强管理，有的认为是应该进一步开放，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是做的好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放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市场更加活跃，企业家有空间可以发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来更多是维持平稳的过渡，不是最终的目的，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值得讨论思考的就是，我说的去年的这些问题，很明显在顶层决策和基层探索之间出现了一些脱钩，经济改革40几年，很多政策你都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农村大包干就是自下而上，农民自己吃不饱饭就是说分地就干了，最后效果很好，上头一承认觉得就是这样做。但也有一些政策是自下而上的，比如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下面干不了，上面一拍板执行就做下去了，那么也有很多政策有一个方向，然后让各个地方去做去，我觉得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前面韩主任讲的变成长期政策短期化和系统性战略的碎片化，其实是在执行层面出现很多偏差的。
出现很多偏差的原因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准确的理解政策的初衷，也有可能是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探索的权限或者是裁决的空间，这两个我觉得将来和现在其实是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就是很多政策，如果是简单的从上面一出来，大家都使劲的往前走，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会很理想的，最简单的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碳排放，本来是2060年的目标，上头一宣布恨不得有官员今年就做出成绩来，那这个显然是也许他需要表现，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短期内造成了我们经济下行压力，这是从更长的时间，很多投资者都觉得现在搞不清楚是不是政策方向发生一些改变，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将来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怎么样做比较好的安排。
在金融里头当然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鼓励金融创新，没有金融创新也就不会有经济创新，没有经济创新就没有经济创造。但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市场纪律，过去动不动政府兜底，这个已经搞不下去了，就是要加强市场纪律加强市场纪律和鼓励金融创新仍然会碰到金融稳定的问题。P2P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多人说他们乱搞，但我觉得也是其实没管好，该管的不管就会出现一堆乱账，那你在加强市场纪律的时候也有一个稳定和市场效率的问题，当然不好的把它关掉，但是如果违约很多它可能会影响这个效率，这两个之间怎么权衡，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最后，一开始讲我们经济、发展走向后高增长期，那么现在实际上是过去的高增长期过去了，我之前讲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新常态，一种新的常态型的状态。那么当然对“新常态”，常态的解读很多人不太一样，各有各的解读，简单来说做一个概括，未来的三十年肯定是和过去四十年是不一样的，在很多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的方向，当然也希望还是应该不断地减少管制，但同时要改善监管。我们不要把管制和监管两个混在一起，监管是市场经济必要的部分，市场机制必要的部分，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里头，没有监管的金融创新，P2P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是应该有一些规则，但是管制应该减少。我也猜测我们未来下一步的进一步往前走，可能还是会是一种渐进方式的，一步到位的可能性特别大，可能在有一些领域到了不得不拍板快步走的时候，有一些长期做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我们也可能看到，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两个变化交错在一起。一个是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一个是我们的政策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这种渐进双轨制的做法见到很好的效果，现在可能已经不是那么有效果了，也要转变，这两个交错在一起意味着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断新的政策出来，政策调整的频率可能也会不断地提高，但这可能同时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和市场的这种震荡可能会保持比较高、大的浮动，就是政策还是要不断尝试，知道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可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进入调整比较频繁但是震荡比较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范金融风险。
甚至对金融危机要有一定的防范，我们过去经常说我们过去四十年，中国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我们很自豪。但是这个记录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太好说，我过去在金融市场工作过，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金融危机是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会出现，我想说的这个是一个宏观问题，但是对我们个人、企业来说都有很深刻的含义。过去我们的环境是什么东西出了大问题政府都兜底了，这个我觉得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对市场波动、违约、破产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习以为常。
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决定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因素这个毫无疑问，我前面讲了半天，我对目前的消费我的看法不是很乐观，觉得很疲软。在新冠疫情过去以后，经济复苏当中消费是拖了后腿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消费有可能是我们中国经济将要创造的下一个世界级的故事，我们曾经过一个劳动密集型出口品的故事，创造过一个大宗商品进口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已经过去了。中国的14亿消费者开始消费，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如果我们能不断地改善收入分配的程度，如果我们能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城市化的水平，这四条如果合在一起加上经济能平稳增长，我觉得中国的消费市场是下一个全世界最令人振奋的时代，今天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而且它的增长速度起码是美国的两倍，这样的一个市场将来我觉得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与此同时，我觉得创造中国品牌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在我这一代人，我觉得维迎老师也差不多，我们原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好品牌都是欧美的、日本的，再不济也是新加坡和韩国的，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不怎么认为，这是为什么？我跟企业家交流有的企业自己做品牌，我说做品牌很难，他说没那么难，就是所谓的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些年轻人，他没有像我们这种成见，觉得国产的品牌就不如国外的品牌，他甚至认为国产的品牌比国外的品牌还要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市场将来是一个特别令人振奋和向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