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与4月8日，数字开放平台第四次论坛分上、下半场举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作为平台发起方，积极参与论坛论文甄选与评议研讨，黄益平、王勋等参会研讨。现摘录精彩发言实录，供读者参考。

我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王勋。这是我和王雪，还有黄老师、郑老师一起合作的一篇文章，主要是看数字金融与家庭的风险平滑。

 

在讲这篇文章之前，请大家先考虑一个问题：当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面临负向冲击时，家庭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风险平滑的能力？从文献上来说，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有没有更多的人愿意帮你分担风险；另一个是，自己的自我保险能力是否足够高。例如，如果持有足够多的高流动性储蓄，那么就算收入受到风险的负向冲击，也不至于影响消费。我们这篇文章主要是看，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家庭风险平滑的能力？

本文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部分是研究动机和问题。第二部分是主要的结论。第三部分是数据。第四是实证的模型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最后回顾主要的结论。

先看研究的动机。从经济理论上来说，消费是影响家庭效用最主要的因素，稳定的消费增长会提升家庭福利，而消费增长的较大波动会降低家庭整体福利水平。因此，当收入增长面临负向冲击的时候，进而影响消费时，风险规避的家庭往往会采取措施来降低风险的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体系相对是比较落后的。家庭从正规的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支持的难度较大，尤其是收入增长面临负向冲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正规的融资途径或方式就成了居民平滑风险主要的途径。比方说很多研究都研究了通过婚姻、拓展社会关系等等。

对于家庭居民的风险平滑这个问题，在中国可能尤其突出。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抑制的程度很高，甚至高于中等收入的国家。正规金融的服务可能更僵化。另一方面，2013年以来，余额宝出现后，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并已经表现出了很明显的普惠性。对于研究者来说很自然的问题是，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也有助于提升家庭居民风险平滑的能力，是否能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工具达到此目的。

来看数字金融带给我们的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是转账汇款，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实时，二是低成本。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数字金融降低了转账汇款的成本。在数字时代，一旦居民面临收入增长的负向冲击，就会很方便的使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外部的汇款或资金。从此角度，数字金融其实是通过降低汇款转账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居民风险平滑的能力。

另一个是，数字金融提供了高流动性、也能产生收益的金融产品。比如余额宝，被称为会赚钱的钱包。比较14年到19年第一季度，余额宝的收益平均来说，比一年期定期存款高出两个百分点。一方面是提供了高流动性，另一方面是收益。这样有助于家庭居民不断积累自己的实质性储蓄，起到居民自我保险的能力。

直觉上说，数字金融提供了两方面的途径，提升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一是风险分担的能力，另一个是自我保险的能力。都可以提升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下面进行量化研究，围绕这两个途径来谈，数字金融是否提升了家庭风险平滑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分解为四个问题：一是回答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否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二是如果是的话，通过哪些途径提高的，第三是是否还会有异质性的效应，第四是比较相对于数字金融，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是否也对家庭风险平滑起到一些相应的作用。

先看结论。第一个是，数字金融确实显著提升了家庭风险平滑能力，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农村家庭。第二个是，把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效果在东部中部比较明显，西部不太明显；这与文献一致。西部整体来说，发展水平还存在一些差距，包括制度、市场等，相对东部还是处于较低的状态，还没有享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效果。第三个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两个途径提升能力的，一个是降低转账汇款的交易成本，另一个是提供了高流动性和较高收益性的产品（自我保险）。第四个是，传统的正规的信贷市场，并没有提高家庭风险平滑能力。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文献。第一个是国家层面的风险分担。这是一个宏观实证研究，主要研究金融开放是否有助于提升国家层面的风险分担。研究认为金融开放整体来说没有显著的效果。但是改善了发达国家的风险分担能力，而非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就是门槛效应。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建设、教育水平、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整体发展环境相对落后，所以还未能享受到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分担的效果。2018年的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他们发现除了对外的金融开放，对内的金融市场改革，例如消除内部扭曲等，可能也会有类似效果。文献也发现对内的效果比对外的更好。我们的文章对这支文献的贡献在于，我们一方面提供了微观证据，另一方面验证了哪种具体的国内金融发展会影响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

第二个文献是研究家庭层面的风险分担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一般是非正规的婚姻、家庭社会关系、实质性储蓄等等，非正规的渠道都会不完全地提升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后一个文献是2014年发在NBER上的，有关肯尼亚的M-pessa的。这个研究发现，移动货币降低了转账汇款的交易成本，提升了风险分担能力。我们的文章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发现了中国的数字金融有提高风险平滑效果；另一方面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提供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提升了家庭自我保险能力。有两方面提升的效果。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看两个机制。一是居民是否收到外部的转移汇款；二是家庭是否持有数字金融产品，比如余额宝等。如果第一个机制成立的话，当一个家庭面临着家庭特定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负向冲击的时候，数字金融发展更好的地区，居民获得外部转移收入的概率更高。第二个是，当面临收入增长负向冲击时，如果机制成立，数字金融发展更好的地区，居民应该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的产品。这两个机制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转账汇款与金融产品这两个功能能够起到平滑收入负向冲击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除了数字金融和银行信贷，家庭的特定特征也会影响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比如教育、职业、年龄等，都会影响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为了控制家庭的特征影响，我们加入了家庭风险特征和家庭特定人均收入增长的交互项。还有一个就是，即使控制了现在能够想到的影响因素，可能还会存在相关的遗漏变量。所以还需要采用工具变量来降低内生性的影响。

下面介绍数据。一个是CHFS的数据，使用的是13、15、17的消费增长和收入增长的数据，相减得到了面板数据。另一个是数字金融的数据，用的是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测算的指数。从2011年到2018年，中国的数字金融迅速普及和快速发展。同时地区之间的差距缩小。

下面是回归结果。数字金融交互项系数显著是负的，银行信贷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数字金融确实显著地提升了家庭风险平滑能力。但是银行信贷并没有提升家庭风险平滑能力。数字金融的效果，从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意义上，是不是显著的。解读来看，如果一个家庭收入增长降低1个百分点，发现处于75分位的居民家庭特定的人均消费的增长率，比处于25分位的家庭平均消费增长率高出4.84%。这是经济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在样本期内，平均来说，家庭特定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在5%左右。

我们还做了分样本的回归，发现，低收入地区、农村地区的效果更明显。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更显著。这和文献是一致的。即使没有数字金融的手段，高收入家庭或城市家庭还是有更多风险平滑手段的。把消费分为食品消费增长和非食品消费增长，发现风险平滑的效果主要是在非食品消费增长的波动上。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即使收入增长面临负向冲击，也不大会影响对食品的消费。

下面验证前面提到的两个机制。第一个机制中，当家庭面临收入增长负向冲击时，数字金融发展更好的地区居民获得外部转移支付的收入可能性越高。按照收入来源看，主要还是依靠父母的现象相对更明显。第二个机制中，系数显著为正，当收入面临负向冲击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居民能够更好地通过减持余额宝等数字金融产品来降低消费增长受到的影响。

总结一下，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风险平滑能力。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和农村地区。途径是，一是降低了转账汇款的交易成本，起到了居民之间风险分担的能力，二是提供了高流动性高收益的数字金融产品，促进了居民自我保险能力的提高。同时发现，银行信贷体系并没有有效提升家庭风险分担能力。这一结果是显著和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