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截止2020年2月13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63851例，疑似10109例。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在利用体制优势采取果断防控措施的同时，也要重视新兴数字技术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平滑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自疫情爆发以来，不少国内外机构基于2003年SARS疫情的影响，分析预测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其中多数认为，疫情对一季度GDP增速影响较大，其余三个季度GDP增速会根据疫情结束时间逐步回升。疫情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内消费，对行业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旅游运输等消费性服务业。

不过，与2003年相比，我国经济最大的不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支持的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线上购物目前已经占到社会零售总额的20%以上；第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已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普惠金融正在深刻影响着普通家庭居民的日常消费习惯和支付行为；第三，网商、微众、新网等新型互联网民营银行已经利用大数据风控等新技术，为缺乏财务数据、抵押资产等“硬信息”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提供有效信贷支持。以网商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10月，已为超过2000万家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者提供了贷款支持。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员流动与交往的急剧下降。物流中断、聚会取消、商务交往推迟等，短时间内都会造成消费、生产和投资的明显下降。比如，春节期间的绝大部分外出餐饮消费和相关服务需求被居家饮食所替代，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受收入不确定性影响也将减少。这直接导致住宿餐饮企业的亏损和财务困难。又比如，员工无法正常到岗、企业难以如期复工。疫情导致企业无法实现营业收入，更加重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负担。不过，多数学者认同，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脉冲”冲击。疫情过后，消费、投资等经济活动会回到常态增长路径，甚至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同时，线上消费、移动支付、互联网银行等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已经成为传统经济中实体商店消费和传统银行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这些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已经让部分消费和管理摆脱了空间限制。疫情期间的居家消费者，即使不出门，不仅可以通过在线生鲜超市和外卖平台，通过移动支付购买大部分蔬菜、鲜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还可以在线观看《囧妈》等新年档贺岁片。科技企业推出在线打卡、在家办公等技术服务模块，企业依托微信、华为、阿里等通讯平台，已经部分实现复工。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企业通过降低利率、贷款还款延期以及减免利息等措施，降低了小微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此外，支付宝等平台及时上线 “疫情服务专区”等功能，通过线上咨询、实时疫情数据播报等手段，有助于阻止不实信息散播，也缓解了居民焦虑和恐慌情绪。

在疫情引起不确定性上升造成市场配置部分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已经及时出台多种政策举措保障湖北疫区的医疗物资及服务供应，并推出多项财政金融政策减轻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缓解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时，也应重视和充分发挥这些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积极作用。同时，既要制定政策确保尽快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更要着眼长远，着重提高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潜力和竞争力。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分地分企施策，通过“云服务”等科技手段支持企业实现灵活复工复产。目前企业复工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审批，且带有严格的复工条件。通过审批的主要以大企业为主，多数申请复工的中小企业仍处于审批流程阶段。建议非重点地区在做好基础防疫的条件下，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尤其是尽快疏通省界通道，恢复正常的物流运输，从而尽快保证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转。重点区域劳动密集型企业可推迟复工，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可借助阿里、华为、腾讯等网络办公平台，实现居家在线办公和视频办公。

第二，利用金融科技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助力小微民营企业纾困，针对疫情影响人员制定特定信贷政策，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疫情等负面冲击下，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更大，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支持的难度更高。因此，除了减税降费等财政支持手段外，对小微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时，建议采用大数据风控和传统银行风控相结合的方式，既分析不断变化的历史财务数据，又将相对稳定的企业行为纳入考量，从而降低金融顺周期因素对小微企业的影响。针对医护人员及受疫情直接影响无法还款的数字金融用户，金融科技企业应采取灵活调整还款安排、减免息费、调整逾期征信记录等措施，保护这些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利用大数据分析、5G等科技手段做好流动人员检测，谨防复工开学期间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疫情向中心城市蔓延。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中心城市和省会等地区性中心城市下一步的防控任务依然较大，也是下一阶段决定疫情防控效果的关键地区。建议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时监测人口流动情况，借助5G等技术手段保障港口、机场、车站等人口流动较多的场所通讯检测设备工作效率，对可疑人员及密切接触者做好及时隔离。

第四，加快政府间数据以及与科技平台大数据的整合与共享，提高决策效率和信息透明度。在新时代，数据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显著影响着分析的准确性和决策的效率。我国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的最大短板之一就是缺乏大数据。应尽快考虑由政府发起，整合各相关政府机构的数据，打破数据壁垒，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时效性和准确度。在确保客户隐私等合法权益保护的基础上，尽快推动政府数据与金融科技平台数据的整合与共享。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大数据分析方法，实时监测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做到风险提前预警与及时防范，提高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

第五，积极推动监管创新，利用监管科技提高监管有效性，为新技术创新和新业态培育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监管环境。监管与创新之间并不必然矛盾，在二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可以达到监管为创新创造适宜环境、创新为监管提供先进手段的相互促进的良性效果。政府监管不应以效率和竞争力损失为代价。目前，我国的监管往往落后于市场实践。建议相关监管部门考虑采用区块链等技术，利用其保证交易数据可靠的技术特征，实时动态监测交易的去向和底层资产质量，提高监管有效性。建议积极借鉴“监管沙盒”的做法，在将新产品和新业务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的基础上，鼓励市场主体开展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给的创新尝试。

作者简介：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调研工作。2016年至今任职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第十届优秀金融论文二等奖（2015）、中国发展研究青年奖学金（2008-2009）。在国际国内经济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研究领域：数字金融、金融改革、金融监管。

来源：财经网